1898年，美西戰爭打響，達里奧和西語美洲現代主義的詩歌理念開始相互靠近。古巴、波多黎各等國相繼從沒落的西班牙帝國中獲得獨立，包括達里奧在內的拉丁美洲人為之歡欣鼓舞，但同時也敏銳地為美國這一新興大國的崛起感到焦灼。在達里奧和現代主義者看來，西班牙語世界在美國的擴張之下竟毫無還手之力，這不僅體現在政治上，而且體現在文化上。承襲自羅馬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國家，竟不敵年輕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與新教力量構成的殖民勢力；與前者的文化完全不同，後者講求實用主義，注重物質發展。達里奧在一首激昂的頌歌《致羅斯福》中，代表仍然向耶穌祈禱的和說西班牙語的美洲，表達出了這些憂慮。“仍然”一詞表達出詩人對拉丁美洲未來的擔憂。詩中，達里奧將美國稱作“未來的侵略者”，實際上在那段時間，美國已多次入侵墨西哥。
另一個在1895年古巴獨立戰爭——三年後演變為美西戰爭——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西語美洲現代主義詩人是何塞·馬蒂（1853—1895）。他出生於哈瓦那，父母都是西班牙人，早年就感受到了祖國獨立事業的召喚。十幾歲的年紀，他就因從事地下活動被強制勞動，隨後被流放至西班牙。在那裡，他繼續堅持獨立鬥爭，開始創作詩歌，並獲得了法學學位。何塞·馬蒂不僅是深受古巴人民愛戴的愛國者和革命家，而且是多產的記者、演說家和詩人，他不斷在拉丁美洲各國遊歷、發表演說和創作文字，他的名聲傳遍了整個拉丁美洲。他定居紐約，組織安頓了許多來自古巴的流亡者和1868至1878年間獨立戰爭失敗後退伍的老兵。1895年早春，他成功地在古巴東部安插了一支武裝黨派力量。5月19日，在多什里奧斯發生的一場小規模武裝衝突中，他被多發子彈擊中。何塞·馬蒂像拜倫這樣的浪漫主義詩人一樣為事業而獻身，因此成為拉丁美洲革命者，尤其是作家和知識分子中的典範。他去世時年僅42歲，卻留下大量傳世佳作，以演說、散文、新聞報道（部分為英文）、編年史和詩歌為主。
由於全身心投入政治運動，英年早逝的何塞·馬蒂生前只出版了兩本較薄的詩集——《伊斯馬埃利約》（1882）和《純樸的詩篇》（1891），但這兩部作品足以使他蜚聲詩壇：紐約和整個拉丁美洲的期刊都曾登載。《伊斯馬埃利約》是一部充滿柔情的詩集，講述了馬蒂分居的妻子帶著兒子重返古巴的故事，包含了一些展現詩人情感與渴望的佳作。而《純樸的詩篇》由貌似簡樸的四行詩寫就，讀來頗有西班牙傳統謠曲的遺風，成為馬蒂當之無愧的代表作品。在其身後出版的兩部作品集中，《自由的詩篇》更為大膽成熟，其中一些詩歌（如《大城之愛》）讀來竟有20世紀先鋒派之風。在紐約，馬蒂接觸到了一個現代化大都市。他用英文閱讀愛倫·坡和惠特曼（並將他們寫進自己的作品中）的作品，認為他們擺脫了西班牙語和法語詩詩體及修辭學的束縛。《自由的詩篇》直至1913年才於古巴出版，與《伊斯馬埃利約》和《純樸的詩篇》共同結集，發行量也許有限。
以魯文·達里奧、何塞·馬蒂為代表的西語美洲現代主義，在整個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培育了大量詩人。他們多數渴望成為下一個達里奧，其中不乏頗具獨創精神、實力足以與主流大師比肩的作家；並且，各國都出現了本國的現代主義大師。另一位古巴作家胡利安·德爾·卡薩爾（1863—1893）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創作了令人讚歎的詩歌和散文。他積極效法法國“被放逐的詩人”（尤其是波德萊爾），文風與達里奧的相比更加頹廢。他渴望去往巴黎，但最終只走到了馬德里。他的《雪》（1892）和《半身像與詩韻》（1893）包含了極富美感的詩作，令人聯想到寒冷環境下的油畫和雕像，與古巴的氣候形成強烈反差，彷彿存在於獨立的氛圍中。卡薩爾的詩基調陰鬱，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宛如一座“癲狂的冰川之國”。
與馬蒂和卡薩爾一樣，哥倫比亞詩人何塞·亞松森·席爾瓦（1865—1896）同樣英年早逝。他是愛倫·坡的追隨者，獨闢蹊徑地嘗試用自由體和非傳統的格律寫作。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夜曲》充滿了黑色的憂愁，詩句長短交錯，韻律自由，讀來有一種快快慢慢、嗚嗚咽咽之感。席爾瓦擅於使用留白的技巧，營造出一種使人想起音樂的憂鬱美感。儘管留世作品不多，但席爾瓦足以被列入西語美洲現代主義代表詩人的陣營。
貝略的現代性在於他有意奠定全新的寫作傳統，開啟美洲詩歌語言，甚至美洲西語創作的新正規化：這種寫作正規化根植於歷史，卻反映和表達了全新的現實主張。儘管依然與新古典主義緊密相連，他以體例各異、野心勃勃的詩歌創作，記述了知識和政治發展的全新程序。
以達里奧為代表的西語美洲現代主義創作，是19世紀下半葉拉丁美洲科學和工業發展新現實下的產物，此時貝略所歌頌的農業主導下的自然已被全新的、影響力深遠的科技所開發，殖民時期拉丁美洲的傳統和習俗正不斷受到歐洲和美國資本主義風暴的衝擊。美西戰爭的結果標誌了這一轉變。達里奧及其眾多追隨者試圖在詩中以美的創造和思考以及唯心論來反對利潤導向、實用主義和必然性。《災難》收錄於1905年出版的《生命與希望之歌》中，達里奧在其中針對科學實證主義的極端自信與商業和政治中的一意孤行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活著，時刻求知若渴，虛心若愚。”這段頗具20世紀風格的言論，既降低了現代性的確定性，也推開了通往現代性的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