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作者究竟是誰？
——一探明代句容狀元李春芳
▓ 李洪文
（一）狀元李春芳是“句容籍”
自古人以“籍”定。古代府志縣誌科舉錄均以“籍”定人。《重修揚州府志》定李春芳“興化籍，句容人”，《嘉慶重刊江寧府志》定李春芳“句容籍”，一時文壇興訟。
李春芳句容人
《順治句容縣誌》三卷載：“嘉靖十年舉人李春芳，見進士。”“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李春芳，第一甲第一名，累官少師，中極殿大學士。”《順治句容縣誌》四卷載：“李秀，以曾孫春芳贈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李旭，以孫春芳贈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李鏜，以子春芳封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乾隆句容縣誌》八卷·選舉志正科表載：“嘉靖十年，舉人李春芳。”“嘉靖二十六年，狀元李春芳。累官少師，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
《乾隆句容縣誌》
《乾隆句容縣誌》一卷載：“（四面牌坊）今東匾曰‘狀元宰相’，為丁未殿元李春芳；西匾曰‘天官冢宰’，為吏部尚書曹義；南匾曰‘地官司徒’，為戶部尚書王暐；北匾曰‘殿中執法’，為御史湯鼐立。”“狀元坊在縣治廢巷口，為大學士李春芳立。”
句容人紀念李春芳有“兆文山”“兆文（狀元）橋”。鎮江金山寺有東坡玉帶永鎮山門，句容崇明寺也曾有李春芳玉帶永鎮山門。《乾隆句容縣誌》四卷：“玉帶樓在縣治東崇明寺藏經院。李文定為諸生時，讀書院內月潭僧房。戲題壁曰：年年山寺聽鳴鐘，匹馬長安憶遠公。異日定須留玉帶，題詩未可著紗籠。後嘉靖丁未，廷對第一。果應前語。官翰林。給假南還。月潭踵門持楮求書，並請踐約。公書前律，笑解所繫玉帶，並西番所進番經一冊付之。及公累官宗伯，拜大學士，月潭刻詩於石，並建樓藏經貯帶，用鎮山門，與古剎共垂不朽。”李春芳是句容人，歷代府志縣誌記載明晰。然《明史》稱李春芳為“興化人”。讓人誤其為“興化籍”，與句容無關。很多專家“盡信”《明史》，著書立說中已經將李春芳“句容人”標籤褫奪，謬傳後世。數典忘祖，很多句容人也只知道有“興化狀元李春芳”，從來不知有“句容狀元李春芳”。
典數根源，直擊《明史》之謬。我在《乾隆句容縣誌（校注）》（2016年蘇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和《光緒續纂句容縣誌校注》（2018年遼海出版社出版）兩書中對李春芳作了較客觀的註解：初名果，字子實，號石鹿（見李春芳《遺安堂集》卷十《墓誌銘》。源於句容市石鹿山，石鹿山見本志卷三·山），又號華陽洞天主人。世居“勾曲之朱壒村”（見李春芳《貽安堂集》卷十和附錄）。“早歲常讀書寺中”（見本志卷十李春芳《新建句容華陽書院碑記》）“為諸生時，讀華陽書院內月潭僧房”（見本志卷四）。嘉靖十年，以“句容籍”中舉……嘉靖二十六年以“句容籍”中丁未科狀元……句容有文定公祠二，一在崇明寺大殿右，一在茅山上宮右（見本志卷四）。康熙六年，笪重光《重修家譜自序》載：“皆姻婭不絕如容邑曹冢宰、李文定諸大族。”清張廷玉纂《明史》稱李春芳為“興化人”（見卷一百九十三《列傳》第八十一），誤。事蹟見卷四“玉帶樓”、卷八“正科表”和卷九《李春芳傳》。
古人“籍”和“貫”大多一致。府志縣誌科舉錄中均以“籍”為憑。如“籍”“貫”不在一地，則需註明。如《乾隆句容縣誌》八卷：李長華，改名嗣京，興化人，句容籍。《康熙興化縣誌》：李嗣京，號嘉錫，李喬，號世臣，句容人。又如《光緒續纂句容縣誌》七卷：“李廷試，官海陽知縣，興化籍。”句容縣誌均載李春芳為“句容籍”狀元。《明史》此誤，隨即被《嘉慶重刊江寧府志》（三十卷·科貢表）修正：嘉靖二十六年，李春芳，句容人，一甲第一名，《明史》有傳。
清編《明史》偏頗非一。又將句容人湯鼐作“壽州人”（卷一百八十）。《弘治句容縣誌》六卷：“湯鼐，字用之，福祚鄉人。”據《江南通志》，其一作“壽州人”（卷一百二十六），一作“句容人”（卷一百二十二）。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登科錄》：“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李春芳：貫直隸揚州府高郵州興化縣。民籍，句容縣人。國子生。治《詩經》。字子實。行一。年三十八。十二月十五日生。曾祖秀。祖旭。父鏜，母徐氏。重慶下。弟齊芳，承芳。娶徐氏。應天府鄉試第一百十七名。會試第十名。”由此可見，李春芳“籍”和“貫”不同。“民籍，句容縣人。”意即“民籍，（籍）句容縣人”。古人重“籍”，“籍”為根本，去世之後必須“葉落歸根”。“貫”為臨時居住地，相當於今天的“暫住證”，可以隨時再搬走。李春芳“貫興化”之前，“公之曾大父始渡江至安宜，已又從安宜徙興化”。李春芳《新建句容華陽書院碑記》有“臣原籍其地”，由此可見李春芳為“句容籍”“貫興化”之人。
（未完待續）
李洪文及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