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家鄉後回到武漢大學。我告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我已決定不再前去工作。不久我又前去北京取回了我寄存的行李和書籍。武漢大學校方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很快評定我為哲學系教授，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又增列我為美學博士點的指導教師。當時我三十五週歲。於是我成為了武漢大學的一名年輕的教授，又正式成為了一個珞珈山人。
闊別了多年的珞珈山，我對它充滿了無限深情。在黃昏無人的時刻，我常常爬到珞珈山頂，在羊腸小道上穿行。石頭在腳底發出摩擦的聲音，野草輕撫著我的雙腿，飛鳥在樹上啼鳴。我走到珞珈山西頭，觀賞落日的餘輝。在暮影之中，武漢三鎮逐漸進入了夜的懷抱。雨後我漫步在珞珈山腰的環山路。那高大的樟樹林和松樹林始終是我這位孤獨的思想者的永恆伴侶。
這條沿著山腰在森林中穿越的土路，散發著泥土特有的氣息。它使在都市生活的人們彷彿尋找到了自己的根基。至於校園內的許多小路，我都重走了好幾遍。我追尋我青春夢幻時代所走的足跡，它曾留下了無數生活的希望和失望，愛歡樂與悲傷。我曾來到一片大學時代所培植的松樹林。當年不到一人高的小樹經過二十年的風風雨雨已長成了參天大樹。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我又專門去了桂園，湖邊和梅園我曾住過的地方。那些樓房依然故我，但房間裡的設施已經面目全非。特別是我在梅園獨居的那間小房子的窗戶已被鋼荕所做的密網罩住，彷彿是一個監獄的囚禁室。它在雨夜再也不會發出令人感到慰藉的桔黃色的燈火了。
我常常問我自己：我怎麼又成為了一名珞珈山人？我已是兩度遠離它，又兩度迴歸它了。難道說這是命運嗎？難道說珞珈山就是我永遠無法背離的家園嗎？難道說我命中註定就應該做一個珞珈山人嗎？我不知道這其中是否存在著某種神秘的不可理解的東西。
說真的，我對武漢和武漢大學始終懷著一種無法克服的感覺，即我和它們之間存在一種不可言說的距離，我有時是用一種冷眼來看待它們。比起北京和上海，大武漢不算大，勿寧說它的世界尤其是它的精神世界是非常狹小的。身處其中的武漢大學就是這樣一個武漢市在大學領域中的表現。我對它們所懷有的距離感使我始終保持一種姿態，不學武漢話，而講普通話。
但我現在卻成為了武漢市的珞珈山人。這看起來有多種理由：美麗的山水，眾多善良的朋友，就在近處的家鄉的父老兄弟。類似的理由還可以列舉許多。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這無言的珞珈山。它已經把我的生命緊緊地擁入了自己的懷抱，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動搖的。
經歷了從武漢到北京，從武漢到德國的十年漫遊之後，我感到我要尋找自己的居住之地，在那裡我的思想能夠像松樹一樣地生長。因此它不在於近處於某種喧譁和騷動的學術市場，不在於在這樣的一個市場裡不斷買進賣出，而名利雙收，而在於為思想尋找到真正的根基。
當然思想的根基就在於思想自身。於是問題只是在於為思想找一寧靜之處，不要讓那種非思想的因素傷害了它。在目前的中國，也許只有珞珈山能夠給我這片地方。正是這樣一種原因，我成為了一個珞珈山人，而且是永遠的珞珈山人。
在珞珈山我又生活了三個春秋。我的生活過得非常簡單：教書，寫書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