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關於魯迅先生，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麼？
閏土，三味書屋，藤野先生，阿Q，“茴”字的四種寫法，社戲……
除了這些陪伴了我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事物，魯迅先生還說過這麼一句話：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出自《且介亭雜文末集·這也是生活》）
這篇寫於先生離世月餘前的文章，讓我們看到一個比以往都更貼近生活的魯迅。
他寫到因為繁重工作而對生活缺乏慾望的青年，也寫到自己重病初愈後對這種無慾望狀態的反思：
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才能覺得疲勞，才需要休息。
象心縱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呵欠，又將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過。
半夜醒來，還要莫名其妙地開燈起來到處看看，理由是：
“因為我要過活。你懂得麼？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或許是久病後的珍惜，又像是某種預示，魯迅先生開始描摹生活：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裡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
──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它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卻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
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
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卻不說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耍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魯迅先生是多面的，他可以犀利地指責社會怪象：
“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就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1922年《估學衡》）
，也從不吝嗇表達對青年人的希望：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話”
（1919年《新青年》）
。他也從不拒絕生活的瑣碎和繁雜。在先生的筆下，我們學會去觀察這個世界，會發現形形色色的面孔下，藏的是相似的痛苦與幸福。
今天是2021年9月25日，這位陪伴我們成長，又教會我們成熟的魯迅先生“140歲”了。
魯迅五十歲生辰照
豆瓣時間專欄主講人、著名作家畢飛宇老師說：
“冷”
使魯迅先生的寫作有了辨識度。如何理解？我們以大家都熟悉的《故鄉》舉例。
《故鄉》一文收錄在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吶喊》中，故事發生在1919年，中國農村瘡痍累累，先生由於搬家事宜回到了久違的故鄉，見到了兒時的玩伴閏土。
這本該是一件高興的事，畢竟少年閏土曾給先生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角雞，跳魚兒，貝殼，猹……可時隔多年，閏土也再不是曾經的閏土了。
先生第一次回憶閏土，是這樣描繪的：
“這時候，我的腦裡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啊，這是多麼鮮活的一個少年啊！
然而少年閏土長大後，卻終是生活壓彎了腰，“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把閏土苦成了“木偶人”：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著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裡提著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除了閏土，魯迅先生在《故鄉》著重描寫的另一個人物便是“豆腐西施”楊二嫂，先生在文中戲稱她為“圓規”。
細腳伶仃的“圓規”，又尖利又刻薄，尤其愛佔一些小便宜：
“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裡，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閏土埋著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裡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裡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著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卻不能，只能看著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著這麼高底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物是人非的故鄉讓先生大失所望，然而，在失望之餘，先生卻深知，這並不是一個或兩個人的錯，而是時代的錯，是社會的錯，因此這失望又變成了悲哀。
我們知道真正描寫故鄉離不開兩樣東西，一樣是鄉愁，一樣是閒情逸致。而看過先生筆下的《故鄉》後，我們會發現這恰恰是一篇沒有鄉愁，沒有閒情逸致的故鄉。
文章甫一開始，迎面而來的就是冷：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為什麼《故鄉》會這麼“冷”呢？
在先生看來，我們的文化奉行沉默是金、和光同塵，這導致了死一般寂靜的社會大環境。“冷”既是一種體感，也是無聲社會的沉寂與冷漠。
然而就在這死一般的寂靜中，先生用極其正常的音量說了一句話，這就是“於無聲處聽驚雷。”
先生是舊時代的吶喊者，通常來講，吶喊都是激情澎湃的，是汪洋恣肆的，甚至於臉紅脖子粗，可先生吶喊卻那般冷靜和剋制。先生的嗓子並不大，和正常人的說話也沒什麼兩樣，然而這才是魯迅式的吶喊，一語道破，一針見血。
很多人說先生和法國象徵派詩歌先驅
夏爾·皮埃爾· 波德萊爾
很像，的確，魯迅和波德萊爾在處境和感受生活的方式上的確有相似的部分，但兩人的氣質卻天差地別。
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
先生作為一名革命者，對舊制度的批判雖然鋒利，但對未來卻是充滿希望的。但，波德萊爾呢？
波德萊爾可以說是“喪文化”祖師級別的人物，他是最早表達“我喪故我在”的人，他認同基督教的“原罪”說，認為
“最純潔的人，內心深處都有惡的因素”
，波德萊爾是資產階級的浪子，頹廢”或者“頹廢主義”是他詩歌最重要的標籤。
因此從象徵主義的層面上來說，
卡夫卡
才是與先生最像的。
卡夫卡
雖然卡夫卡更在意的是人類性，而魯迅更在意的是民族性，但我們不能從數量上去否定後者的偉大。
在這裡，要為先生闢個謠，如今廣為流傳的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這句話，大多人都以為是先生所說，但事實上純屬誤傳。此話口吻隨像極了先生，但其實並不屬於先生的思想體系，先生是極看重價值的，不可能拋開價值問題而去說這樣草率的話。
我沒說過這句話。
——魯迅
而這句話的出處，其實是在1934年4月19號先生為鼓勵一名青年的而寫的信上，其中有一句話是這樣寫的
“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
說回卡夫卡和魯迅，兩位偉大的文學家第二個相同點是在作家之外都有著另外的、與作家差了十萬八千里的身份。
卡夫卡曾當了15年的保險公司職員，而魯迅則是捧了14年如今多數人都羨慕不已的
公務員
“鐵飯碗”。
卡夫卡認為以文學為掙錢的職業是在剝奪他心目中的文學創作的尊嚴，因此，在大學畢業時，卡夫卡的擇業要求首先就是不能與文學相關。
但這份職業對於卡夫卡來說無疑是痛苦的，他曾經這樣說過：
“寫作和辦公室互相排斥，寫作位於內心深處，而辦公室漂浮在生活的表面。這種永遠的忽上忽下必然將我撕成碎片。”
魯迅先生的公務員生涯也亦是苦悶，無聊到甚至寫下了“我的屋前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一株也是棗樹”這樣的話。
但在最開始，先生還是很忙碌，從被授命主持設計國徽，到參與京師圖書館、通俗館的建設，籌建歷史博物館，參加讀音統一會，促成注音字母的透過等等。
魯迅先生設計的國徽
作為被邀請回來的“海歸”，先生曾經頗受重視，被任命為儉事（相當於如今的處級），直接聽命於社會教育司司長。但隨著袁世凱的復辟，先生堅持自己的立場，這份工作開始越來越被先生所厭惡，先生形容自己的工作是
“終日枯坐，極無聊賴”
。
所幸，後來先生放棄了這一“鐵飯碗”，跟隨林語堂南下，追尋自己的生活去了。
魯迅和許廣平，以及他們的孩子
羅曼羅蘭說：
“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當你認清生活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
從這一意義而言，魯迅先生是真正的“英雄”，也正是這種力量感，讓他啟迪整個中國。
在本文的最後，時間君謹以此句贈與先生，同時也與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