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賈之痛--讀史札記

親不負楚，疏不負梁，愛國忠君真氣節；騷可為經，策可為史，經天行地大文章。

此為長沙屈賈二公祠門楣上的聯語，作者高度概括了屈賈二公忠君愛國的崇高氣節、文壇上的拓荒地位和治國方略中的超卓智慧。屈賈者，戰國時楚國屈原和西漢初賈誼也，兩人雖處時代不同，但也只相差140年。其遭遇多有共同之處，皆才高氣盛，又皆因忠被貶，政治上不得志，可文學上卻異世相契，彪炳千秋。故司馬遷將其列於一篇，體現了太史公對屈賈二人獨立人格的高度認同，同時也是對封建統治者摧殘人才、所謂求賢若渴的虛偽嘴臉的無情鞭撻。

作為不世出的天才少年，兩人皆年方弱冠便被薦在君王之側。屈子少小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擢為懷王左徒，時年二十二歲，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他提倡“美政”，獎勵耕戰，舉賢能，反壅蔽，禁朋黨，明賞罰，移風易俗，修明法度。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對外力主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國富兵強的局面。

賈生十八歲即有才名，精通諸子百家，二十歲被召為博士。為漢文帝籌劃了一系列治國方略。針對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廣大農民紛紛破產，官僚、商賈的淫侈之風日益增長，同時北方匈奴的威脅也越來越嚴重的現象，賈誼上《論積貯疏》，提出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主張發展農業生產，加強糧食貯備。他認為只有增強農業生產，“粟多而財有餘”，才可“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推行重農政策，是固本，可內緩階級矛盾，可外御強敵，達到“長治久安”之目的。賈生認為秦亡在於“仁義不施”，要使漢朝長治久安，必須施仁義、行仁政。這是賈生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

其時，危害西漢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諸侯王的存在及其叛亂的企圖。指出諸侯王的叛亂，並不取決於是疏是親，而是取決於他們力量的強弱。因此，賈誼得出的結論是：“疏者必危，親者必亂”。針對同姓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險，賈誼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這樣一代一代分割下去，直至“地盡而止”。這也就是後世武帝實行“推恩令”的濫觴。

賈生生涯雖短，但其遠見卓識，指導並穩定了西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催生了大漢王朝文景之治之盛世。

屈原是中國歷史上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家，開闢了“香草美人”的傳統，被譽為“辭賦之祖”“中華詩祖”。屈原作品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之一，與《詩經》並稱“風騷”，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

賈生短暫的一生中，為中華文化寶庫留下了一份珍貴遺產。他是騷體賦的代表作家，奠定了漢代騷體賦的基礎。在西漢政論詩賦領域中，賈誼堪稱鼻祖。最為人稱道的政建作品《過秦論》、《治安策》和《論積貯疏》，說理透闢，邏輯嚴密，氣勢洶湧，體現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遠矚的治國方略，不僅對後世為天下建言獻策立格，對文壇的影響尤其巨大。魯迅曾譽“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屈原性格忠直，絕無屈迎媚骨，楚王不賢，霄小猖獗，終至其信賴並依恃其變法圖強的楚懷王漸漸隔閡並疏遠；楚襄王當政後，尤其昏庸，朝政日漸腐敗，國勢日頹，風雨飄搖，更聽不進逆耳忠言，於是乎自公元前294年，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第二次流放歲月。在南方的蠻荒之地，屈子找到了自我，誕下了《離騷》。

屈原至於江濱，被髪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發出了“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的慨嘆後，魂歸汨羅江。時年六十二歲。

不幸的命運一個世紀後再次輪迴，正當賈生為國為民盡心竭力，大展宏圖之時，卻招來了“年少初學”、“紛亂諸事”的非議。阻力主要來自功臣顯貴們，如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嬰，他們是位高權重的柱國之臣，同時又是年老體衰，自恃功高，思想守舊，胸襟狹隘之輩，因其年紀輕資歷淺而蔑視他；同時又因其才華出眾而心懷妒忌。尤其與這些顯貴們平起平坐，心理恨恨不平，故眾口一詞地攻擊賈生。時值文帝即位不久，雖愛賈生之才，卻也不便違逆權貴而進一步使用他。終於“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壓過了 “有為而治”的治國理念，於是賈生不得不鬱郁離開京都，長途遠徙去做長沙王太博。

三年後漢文帝想起賈生，徵召入京，但文帝 “可鈴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更加重了賈生的鬱悶和憂傷。

再後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年少墜馬而死，賈生深自歉疚，一年後，三十三歲抑鬱而亡。

當我們為屈賈之遭遇扼腕嘆息時，其實我們正應該為那些艱苦的磨礪而慶幸，正是那些顛沛流離的苦難，成就了兩顆不朽的恆星，方有今天文壇百花之絢爛。小可敬仰之餘，有詩讚嘆！

七律吊屈原

舟入汨羅尋舊跡，楚風騷韻滿江陂。

忠而見棄丹陽恨，久自弘彰屈子祠。

滄浪濁清添酒後，美人功過掩書時。

克成齊楚長城在，鹿逐何方猶未知。

吊賈誼

才去汨羅恨，又添賈傅傷。

良臣多廢落，奸佞一鴟張。

宣室鬼神近，咸陽途路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