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婚喪嫁娶就被看作人生大事，中華文化中也對此專門制定了一整套禮儀規定來讓社會遵守，妝奩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妝奩本來只是指女子在梳妝打扮時所使用的鏡匣，經過長期發展後，逐漸演變為女子出嫁時帶往男方的嫁妝，染上了濃重的金錢含義。而到了明朝時期，這種含義更甚，併成為普遍現象，尤其在江南地區更是流行，是人們預設遵守的條例。
1、上行下效之後所產生的影響
明朝自建立伊始，皇室就規定要對出嫁的公主予以規模隆重的禮品和對待，重視之意一覽無餘。起初，這筆錢還是由皇帝的內庫支出，後來戶部也參與其中，將一種家庭內部事務升級成了政府事務。
如明神宗時，“皇三妹裝奩所需諭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入內，部臣以溢取太倉非舊制且悖”，備受寵愛的公主則更多。在這種政策之下，民間難免受到影響，對妝奩的重視程度提升了幾個檔次，江南地區便是如此。
2、經濟發達是妝奩盛行的客觀條件
當然，江南地區本身的發達經濟也為妝奩提供了基本的支撐。江南地區本就水路縱橫、河網密佈，交通十分方便，大運河的開通更使這種條件得到了極大改進。
此外，隨著城鎮的發展，小港口貿易型城市取代了原先海外港口的商業地位，使整個江南都成為了富庶之地。
再加上前朝的歷代積累和朱元璋的定都南京，使得江南的經濟發展趨勢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傾向。久而久之，江南地區富商大賈雲集，民眾的整體經濟水平也相對較高。
經濟的發達使得人們的思想也逐漸發生了改變，攀比之風開始盛行。從衣食住行到婚喪嫁娶，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拿出來炫耀，“近來風俗尚奢，亡論貴賤，服飾概用織金寶石，宴飲皆簇盤纏糖”，妝奩自然也不例外。
婚禮其他方面都是其次，但女兒出嫁時的排場一定要夠大、禮物一定要夠貴重在，這才能體現出足夠的面子和身份。即便是平民階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種風氣渲染，將妝奩看的尤為貴重，就算父母無法承擔這筆費用，家族中的人也會自動幫忙。
雖然妝奩在長期發展之中已經幾乎成了金錢的代名詞，但它本身所具有的實用性卻並未就此消失，成了一種傳統延續下來。如日常生活器具和衣服首飾等便是其中的主要物品。
晚明思想家陳確曾列出這樣一份妝奩物品清單：
“衣櫥一口，衣箱二口，火箱一隻，梳卓一張，琴凳二條，大杌頭二條……有力者任減之，更無限制。”
這段話不但是上述觀點的有力證明，也體現出當時的明朝社會其實對妝奩一事是較為寬容的，是一種人之常情下的規定性行為。
物質條件較為優渥的家庭，也會把直接的錢財和土地房產算作妝奩一同當作女兒的嫁妝。在《杜騙新書》中，就記載了一個惡棍試圖打一位喪偶婦人嫁妝主意的故事。
雖然故事的創作本意是為了教授人們不要上當受騙，但卻從側面反映出了女性對妝奩其實是有支配權的，即便再嫁也沒有問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與當時商品經濟發展對人們思想的衝擊是分割不開的。
甚至有一位將軍把自己妻子的妝奩用來當作軍餉，也並未受到社會的譴責，再度佐證了這一觀點——妝奩的使用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另外，明朝時期仍然流行著將奴婢當作嫁妝共同來到男方家庭的傳統。一方面，這是為了更好照顧出嫁者的生活起居；另一方面，婢女與出嫁者的感情更加深厚，算是作伴，這在如今的影視劇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這種妝奩形式自然只有富貴人家才能承擔得起，平民百姓就不用奢望了。
最後，前文已經說道，妝奩最開始只是女子用來梳妝打扮的鏡匣，最多隻是在其中裝一些首飾或化妝物品，這導致妝奩在最初的發展是朝著設計精巧這一方面的。
到了漢朝就出現了雙層形式的妝奩，其後又出現了多子奩，不僅能夠容納的東西變得更多，也象徵著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明清時期，隨著手工業和經濟水平的發達，逐漸出現了紫檀、黃花梨這種材質的妝奩，美觀的同時也有著身份的象徵，而妝奩也由此分為了行動式妝奩和大型妝奩。
事實上，妝奩這種傳統習俗本身並沒有錯誤。女兒出嫁，父母產生不捨情緒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自然會想要給予不少物品來改善其物質生活條件。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達和攀比之風的盛行，原本應該是代表了父母美好祝願的妝奩就慢慢變了味道。它成了部分家庭炫耀自身財富的工具，甚至就連女兒嫁出都只是體現這種財富的工具，親情淡薄也就是如此。
除此之外，當這種攀比風氣變得盛行之後，沉重的妝奩給那些底層乃至中層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尤其是在父母無法支付這筆支出的情況下，女方將變得極為尷尬。
而如果女方給出的妝奩實在過多，男方也需要付出相對應的聘禮，換言之——一次婚姻拖累兩個家庭。從這個角度來說，將妝奩看得太過重要也實在不是件好事。
妝奩在明朝時期受到重視一事本來應該是女性獲得解放的有力體現。她們不再只是傳統思想當中的附庸，而是逐漸成為了在家庭和社會之中可以承擔一定責任的個體，是女性整體地位提高的證明。
但是，江南地區在當時的發展速度實在太快，這方面的思想底蘊完全沒有建立起來，再加上明朝政府的不管不顧甚至推波助瀾態度，使得妝奩反倒成了一大壞處。
《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