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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南方狀元為何多於北方
又到了高招錄取的時候。如今的高考第一名，本質上跟古代的狀元性質已完全不同了。古代狀元的地域性分佈十分明顯，具體表現是由唐及清，狀元和進士數量逐步呈現南多北少的趨勢。換言之，南方學霸多過北方在古代是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南方比北方多呢？這是一個跟吃有關的問題。
管仲早在戰國就告訴世人，倉庫有了糧，身上有了衣服，才會去考慮禮節和道德，這跟現代的馬斯洛需求層次不謀而合。科舉選拔制度出現之前，由於士族門閥牢牢把持著社會上升通道，基層人才的流通處於一潭死水狀態。然而科舉一開，一個地區的富裕與否，直接影響教育投入的多寡，進而該地區人才的產生，也就表現出了對前者的強烈依賴。
西晉之前，無論是政治還是農業和商業經濟的重心，都在北方地區。八王之亂後，黃河流域的世族大家們首次成規模地南遷。北方原有的農業生產技術理念被帶到南方，於是在農業上，南方頭一次可以和北方平起平坐了。
東晉之時，農業重心逐漸移至長江以南，南方水田種稻的每畝產量比之過去有了大幅度增長。中國南方水稻生產發展，與粟併為主糧，就是從東晉時開始的。
隋朝科舉的開始，給底層人的改變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渠道。有唐一代，狀元出現了141位，但這時期的狀元分佈，還是以北方佔據絕對多的地位。以狀元數量最多的三個北方地區為例：河北（15）、河南（13）、陝西（11）。
江蘇在唐代只出現了6位狀元，而浙江這個數字居然是0。可見，農業上雖然在唐朝後期已經出現了“賦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現象，但由於國都在北方，政治重心造成的虹吸效應，從而導致科舉人才還是以北方居多。再者，從東晉政治重心南移到唐朝的大一統，不過一兩百年兩三代人的時長，這一時期南方的各項發展，還處於起步和上升階段，因此在這一輪的人才選拔中，南方居於下風也就是正常的。
古代相當長的時期內，政治重心、農業重心、經濟重心三者是重疊的。然而進入北宋之後，重疊局面被徹底打破，政治和農業重心首次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南北分離。國都雖然還在北方，然而農業重心已經不可避免地南移。
宋初，透過大運河、汴河運達開封的南方漕糧為400萬石，到大中祥符年間，這一數字已增加至700萬石。而整個北方黃河流域運抵京城的漕糧只有200萬石。包拯就曾言：“東南上游，財富攸出，乃國家仰足之源，而排程之所也。”
溫飽維持生命，性和情感延續生命，當一代人和二代人能穩定維持這些需求後，從三四代人開始，便會去追求自我在社會上的改變和成就。吃飽穿暖，教育才會發展。看來，想要考中狀元，先得把身體養成“壯圓”。於是，整個北宋時期，南方籍的狀元，一躍超過了北方。
北宋部分地區狀元數量是這樣的：河北（3）、河南（20）、陝西（1）、江蘇（9）、福建（24）、浙江（19）。然而，由於黃河流域之前一直是政治、農業、經濟的重心所在，加之北宋國都也在開封，從皇族到士族大家，都認為北方才是“天命所在之地”。這種偏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南北方狀元的數額，宋初宰相寇準還直接開地圖炮：“南方下國，不宜多冠士。”赤裸裸的地域歧視，也改變不了南方糧多生活富足的局面。雖然北方籍的統治階層在心理上過不去那道坎，但農業和經濟基礎才是決定上層建築的關鍵所在，北宋後期，人們徹底接受了政治重心在北，而農業經濟重心南移的分離局面。
南宋是南北方狀元人數置換的分水嶺。南宋的政治重心南移與農業重心再一次重合，使得南方的馬斯洛需求層次進一步向高處走。相比之下，北方由於大規模的戰亂，社會各個方面開始迅速凋零，在戰爭的夾縫裡求生存，人們更多關心的是如何填飽肚子進而安全地生存下來。而此時的江浙地帶，不但成了“蘇湖熟，天下足”的糧食主產區，其在教育上的投入也甩出其他地區好幾條街。賈志揚所著的《宋代科舉》裡統計，無論是狀元數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區，還是南方的其他省份，其州學和縣學的普及率都在90%以上，教育投入遠遠大於北方地區，自然進士以及狀元的轉化率也就高於北方了。
明清之時，狀元南多北少的局面進一步穩定，雖然兩個朝代的政治重心均在北方，但農業和經濟重心始終在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尤其東南江浙一帶，資本主義萌芽興起，人們對經濟作物的偏好大於糧食作物，以至於“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諺，在16世紀又逐漸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糧食產區沿長江向上遊位移到了湖廣地區。
明代八個省份的進士人數，南方完爆北方。南方：浙江（3697）、江西（3114）、江蘇（2977）、福建（2374）。北方：山東（1763）、河南（1729）、河北（1621）、山西（1194）。狀元分佈的前五個省份都是南方，北方徹底出局，其中浙江（20）、江西（18）、江蘇（17）、福建（10）。
《大明一統志》裡記載，全國有308所書院，其中長江流域各省市的書院有230所，北方各省市只有48所，差別之明顯，不言自明。
南北方在農業上的偏差，隨著清朝來臨，已逐步讓位給了商品經濟的流通，進而導致南北方的差距比純粹的農耕時代還要大。於是，當江浙一帶成為經濟重心的時候，這一地區其他領域的發展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得到了極好的驗證。
同時期的華北地區，跟江浙地帶比起來，農村的商品化程度最低，可供銷售的剩餘農產品非常少，而且由於沒有能通航的河流，陸路運輸成本的高昂徹底停滯了商業化的催生，產生不了商品集散中心，進而導致都市化水平極低。於是，華北自明清時代開始，成了一個城市稀少、人口稠密、貧窮落後和完全自給自足的鄉村內地。
南北方兩地的發展，和宋代之前的社會，來了一個徹徹底底的對換。兩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直接影響教育的投入，進而又影響了科舉選拔。
清代前四個省份進士人數：江蘇（2949）、浙江（2808）、河北（2674）、山東（2270）。清代各省狀元，山東作為北方勉強有5個上榜，但是和江蘇的27個狀元比起來，差距很大。
雖然在明清時代，北方徹底被南方趕超，但華北作為華夏文明的起源地，重學之風猶存，一旦稍有喘息機會，學風便會重新抬頭。這也是為什麼在明清兩代進士的分佈上，雖然江浙地區一直拔得頭籌，但豫魯兩地卻一直緊跟其後。
總體而言，古代科舉人才的分佈，大致是以太行山為界線。太行山東部往南的大部分地區，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教育投入高，科舉人才選拔較多；以西的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後，人才就少。再者，一個地區重學之風一旦形成，便會延續下去，雖然教育的投入會隨著經濟發展的好壞而起伏，但這種學習風氣卻輕易不會消散。
看來，吃雖然不能成為必然的因素，但是吃卻是其他需求的基礎，一旦吃的基礎穩固了，各項發展也就無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