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長樂夜未央。
公元1355年（元朝至正十五年）三月，滁州義軍的首領郭子興病死，他的麾下大將朱元璋，在接手其部屬，正式成為一方群雄的同時，也接受了中原紅巾軍首領，自稱“大宋龍鳳皇帝”的韓林兒的封誥，從此，朱元璋這部義軍，也正式加入紅巾軍大起義的序列。
【三月，郭子興卒。時劉福通迎立韓山童子林兒於亳，國號宋，建元龍鳳。檄子興子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為左右副元帥。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兒勢盛，可倚藉，乃用其年號以令軍中。】
以上這段史料，其實是明初史學家粉飾過的，實際上，朱元璋就是正式接受了韓林兒的冊封，成為龍鳳政權的臣屬，打著紅巾軍招牌，依靠紅巾軍主力掩護北方，頂住元軍進攻主力，在江淮努力發展壯大自己勢力。
龍鳳皇帝：韓林兒
同時，他也從龍鳳政權的副元帥、都元帥、一步步升到吳國公，自稱吳王，建立以應天府（金陵）為首府的“西吳”政權，也就是未來大明王朝的雛形。
然而，當朱元璋最終得了天下，建立明朝後，為何要堅決否認這段為紅巾軍、為龍鳳政權臣屬的歷史，甚至反而誣衊紅巾軍與劉福通、韓林兒這些首義之人為“妖人”？與漢高祖劉邦對楚隱王陳勝的態度完全不同？
這需要考慮時代不同帶來的主導思想不同，秦末是秦朝的焚書坑儒、禁私學與私人議論，把原關東六國計程車人給得罪個遍，連孔子後裔都去投奔陳勝反秦了。這些士人獲得了全面勝利，而且主導了秦漢歷史的解釋權，那麼首義的陳勝當然是反秦大功臣，作為反秦義軍重要成員的劉邦，必須尊重這個既成事實。
而朱元璋時代不同，理學在宋代的發展，是透過對定義的再解釋，徹底否定了上古儒家肯定頌揚的“湯武革命”，比如朱熹把“湯武革命”專屬的“誅一夫”標準。提高到只有“聖王”才能做，實際就是透過提高標準，堅決維護君權神聖，說到底是世家大族消亡，科舉優待士大夫，導致君主專制的空前強化。
而元代，雖然科舉斷斷續續，但是因為金國的激烈抵抗和滅南宋戰爭的曠日持久，對南宋滅亡後的江南，也是大力優待當地的地主階級。漢人地主在元代，雖然在中央政權難以分羹，但在地方上是作威作福，甚至都開啟了農奴制的歷史倒車。
因此在元末，其實地主文人士大夫這一階層，主流還是站在元朝朝廷一方的。 只是元朝統治太鬆弛，蒙古人並不信任漢人士大夫，紅巾軍舉兵橫斷南北，才讓朱元璋、張士誠、陳友諒們做大。
所以，元末明初本來是空前的華夏光復運動，然後看當時那些漢人士大夫詩詞，一個個心懷故元，而且他們掌握歷史解釋權，在宋濂版《元史》中，把這種“忠元”行為美化得厲害。
因此，為了收買士大夫之心，或者說是和地主階級合流建立穩固的政權，朱元璋在實際操作時，不得不在相當程度上採納這些人的思想。比如他最信任的謀士：劉基劉伯溫。
當察罕帖木兒的大軍橫掃北方，攻克汴梁，將北方與中原紅巾軍撲滅後，朱元璋雖然不顧劉伯溫等謀士的反對，冒險援救安豐，救出韓林兒君臣，將其“迎駕”，或者說軟禁於滁州。
但是，朱元璋還是在這些堅決不承認龍鳳政權合法性、不承認韓林兒為“虛君”計程車人影響下，沒有采取「讓龍鳳皇帝韓林兒以反元不力，中原失陷，自請退位，然後諸將群臣上書，請吳王朱元璋正位為君」的路線，對究竟如何處置韓林兒，猶豫不定。
而大將廖永忠則在士人謀士的暗示下，欲立“為主分憂”的奇功，將韓林兒淹死於瓜洲渡。這麼一來，就徹底斷絕了朱元璋承認、接盤龍鳳政權的可能，否則他自己就得揹負“弒君”之名了。
勃然大怒的朱元璋，雖然痛責廖永忠，削其預定的國公之位，幾年後找了個藉口將其處死，那些士人謀士日後在大明朝也沒有什麼好下場，但迫於形勢，他不得不接受了宋濂的“殿興有福論”，徹底否定了紅巾軍的首義之功。
於是，「大明得天下非於元朝，而是誅滅反元群雄」，就成了明朝初年的官方口吻，但是 朱元璋自己對此也極不甘心，十分矛盾，所以，在承認元朝為正統王朝，迎忽必烈入歷代帝王廟的同時，同時還是有大量“驅逐韃虜”，強調“華夷之防”的說辭，比如北伐詔書，比如對海外各國的詔書。
說到底，在宋朝理學儒家的思路之下，攘夷和夷夏之別，已經遠低於“君臣之分”了。在這種話術下，作為君主最大的黑點，不是本人是胡人或者曾經臣服於胡人，而是“以臣反君”，這和近代民族主義廣大後的邏輯可以說截然相反。
所以，無論蒙元還是朱明還是滿清，開國初年對自己王朝奠基的歷史，都是絕對避免“以臣反君”，忌諱的重點是在這裡，所以滿清對於建州女真臣屬於明朝的事實，同樣拼命否認，並宣稱“我朝非得天下於明朝，而是得天下於流寇”，體現的正是戰國到明清，話語權邏輯的劇烈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