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現在是家喻戶曉的大明星了，詩作洋溢於道路之間，但在生前，杜甫老師其實不過就是個三四線的窮酸詩人，並沒那麼有名的。
他在成都搭建的那個杜甫草堂，即便在當時，也不過類似如今農民工朋友隨意安置的集裝箱宿舍，別說60塊門票了，他一直免費給吃給喝邀請人家去，也沒啥人搭理他，只“但見群鷗日日來”，常常心情沮喪的只好寫詩發洩鬱悶。說他“那麼有名為何困頓”，實是評人而失於審源，考事而不免臆測。
拆除掉頭上的閃閃光環，我們可以看到，杜老師的一生，既沒什麼名氣，又沒門路找到油水好的公務員差使，為人多少也是有點遊手好閒好吃懶做的，祖上的那點積蓄更經不起待業多年的折騰，生活窘迫也是自然的。
雖然，也認識一些個當官的有錢人朋友，但禮尚沒有往來，卑窮熱達也是人情難免，人家自然也不會太重視他，偶爾看著可憐，給點施捨，哪裡夠養家餬口呢！詩不平而鳴，他老人家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哀窮嘆老的，還被韓愈、郭沫若那些發達的後輩看不起呢。
可以說，像中西曆史上很多偉大而悲催的藝術家一樣，杜老師也是生前自己連碗稀粥都喝不飽，死後才被奉為神明，養活成千上萬人的。？我們都愛杜老師，但是他當年的落魄江湖之狀，我們也不必太玻璃心，曲為迴護的。
杜老師寫起詩來，沉雄悲壯，含蘊無盡，“不肯作第二流人”，但以“事功”而言，他確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
像大部分世俗、直接而坦率的大唐子民一樣，杜老師的人生理想，其實要比我們後來所渲染的要赤果果的多。首先，就是要出人頭地，榮華富貴，“立登要津路”；其次，才是猶如文青愛嚷“愛好世界和平”一樣，什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說白了，杜老師在生活層面上的渴望，也和我們現在每個男人的夢想基本別無二致：一座豪華的別墅，一輛進口的轎車，一位漂亮的妻子，一摞厚厚的存摺，一個高高的職位，當然不止是一，多多益善。只不過，按照他的境界和抱負，他不會僅此而滿足，他應該確實會是個好官。他是理想要，優渥的物質生活也要。他也許要比我們大俗大雅的多。
為了實現這些願意，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他告別家鄉，作了一名鼻祖級的京漂。可他確確實實地失敗了。開始幾年，作為小地方的小富二代，他“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日子是裘馬輕狂的，吃吃喝喝，衣食無憂。可是很快，由於不工作沒有收入，加上老父去世，固定的經濟來源不再接續，他的生活馬上陷於了困頓，以至於“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經常為了能有一頓飯吃，要路漫漫走到長安城南郊族人杜濟家裡去叨擾。
他的日子，過得比當時的大部分詩人要辛苦恣睢的多。
多少人的人生，始於理想，終於現實，古今概莫能外。從那時起，不過30歲左右的杜老師，就有意無意地過起了到處打秋風的日子。
杜老師的窘迫，除了他自己太作，不切實際、遊手好閒外，確實也命運不好。以他的才華和能力，在當時的大唐公務員系統，不說一定會青雲平步，但至少不至於這麼窮困潦倒，被周作人《塞文狄斯》中說成“老乞丐”。
圖：現陝西富縣羌村一角。杜甫曾流落在此居住1年三個月，寫下著名的《北征》等
比如，公元747年，唐玄宗詔令天下四海才子至京師就選，35歲的杜老師，那麼有才華，競賽的詩文又是他看家本領，他本極有可能由此改變命運——這也幾乎是他唯一的機會，因為大唐科舉並不公正，需要有大官引薦才行，他缺乏這個背景。可偏偏，時運不濟，那年奸相李林甫嫉賢妒能，從中作梗攪局，致使無一人及第，稱“野無遺賢”，杜老師只能悻悻然而歸。
此路不通，杜老師只能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以詩文“上達天聽”之上。雖然看起來機會更加微茫，但是在他之前，前輩李白們也曾成功實踐過，並非太貿然。他也確實快成功了。公元751年，他向玄宗進獻《三大禮賦》，受到稱許，被命待制集賢院，接著被任命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他也以為自己從此就要飛黃騰達了，豈料只一月之後，就碰上了安史之亂，從此流離失所，再也沒爬上去過。
西人好說“性格即命運”，杜老師的貧賤，也和他那臭脾氣有關。他的性格，也許真的不大討喜吧。
他本可以按部就班，在官場逐漸升遷的，是自己炒掉官家的魷魚。《新唐詩。杜甫本傳》作為官方評價，批評杜老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輕狂，孤傲，自尊，清高，耿直不屈，不買人賬，這樣的人，似乎天生就不大適合混跡在官場。
他最後丟掉工作，要靠人接濟過活，不能不說他也是性格上太作。比如，當初獻《三大禮賦》，好不容易也算走上了仕途，得了個小官，可房綰事件一發生，腦子一熱，一衝動，拍屁股走人，乾脆不幹了。除了寫詩，他謀生的技能又沒有，教點私塾什麼的他又覺得掉面不願幹，只能眼睜睜讓自己的孩子餓死。
還有，杜老師並非宅男，很喜歡交際，他一生所結識的師友，像李白，像房琯，像岑參，像高適，像嚴武等等，要麼有名，要麼有錢，要麼就是大官，是大唐非常高大上的朋友圈。按理說，稍微牽引一下，也不至於衣食不給，懸鶉百結的。可他與這些朋友，可能真是有性格“褊躁傲誕”的原因，關係都有點微妙，似乎都沒有處好，有善始沒有善終。
比如和李白的關係，比如《新唐書》中嚴武氣的差點殺掉他的記錄等等，都是杜老師擺譜、不大會招人喜歡的側記。
可以說，杜老師一生都為吃飯問題發愁。戴建業教授甚至開玩笑說，“他真的好吃懶做”。
他因為寫詩，所以窮；因為窮，所以發憤寫詩，幾乎成為一個死迴圈。他年輕還沒結婚時，意氣風發，以為天下在掌握之中，及白首無成，世味遍嘗，理想就只是“但使殘年飽飯，只願無事長相見”了。他給我們見證了，一個志氣滿滿的好漢，是如何被生活折磨到銳氣全無、精神生命瀕臨死亡狀態的。
不過，命運有時也是公平的吧，如果不是窮，估計他也無法名垂千古。記得陳西瀅講過這麼個故事：有人遊歷西班牙，他的導遊指著一個乞丐似的老人對他說，那就是寫《堂吉訶德》的塞萬提斯。聽者驚詫道：塞萬提斯麼？你們的政府怎麼可以讓他這樣的窘困？導遊道：要是政府養了他，他就不寫《堂吉訶德》那樣的作品了。杜老師也是如此吧。
所以他雖窮猶榮。至少，因為他的創收能力，成都市政府是對他感激涕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