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夜天子》中的花晴風花縣令，刻畫出一個真實的明清時期縣官的形象。他在性格上懦弱無比，在葫縣縣城和主薄的壓制下一事無成，只能在詩畫中自娛，升遷無望，因而有了“忍者神龜”這一戲謔的外號。
朋友們可能覺得花縣令的遭遇是一種特殊情況，覺得這不過是花縣令個人性格的問題。然而，花縣令這個影視形象卻真實的反映了明清封建社會晚期，絕大多數縣令的真實境遇。
“花縣令”們，同時反應著中華帝國，實際上被一個幕後的群體操縱，在顯性的帝國表象之內，還有一個隱形帝國的存在。
清末官員在對比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總結中華帝國的體制是“全民一心”，上對下如臂使指，而日本則是諸藩林立，時常不聽中央號令。可顯然這是一種頗具士大夫風格的，極為浪漫的說法。
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箇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國家，中央到地方從表面上看來是一個高度統一的整體，然而實際上吊詭的事情是，在底層的權利邏輯中，地方政府往往各行其是，實際上達到了一種自治狀態。在數千年時間來，央地關係都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平衡”。這也就是許多學者所說的“在郡縣制下行封建制之實”，也就是說在顯性的帝國後面，還有一個隱形的帝國。
顧炎武曾經尖銳的指出：“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今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
正是花縣令身邊的縣丞、主簿這些處理地方技術性行政事務的胥吏和幕僚，實際操縱了地方事務，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隱形帝國。但這實際上是封建王朝幾千年演化後的制度安排。
從秦漢的官吏相通，到魏晉南北朝的儒吏殊途，再到明清以降的官吏之間關係徹底被鎖定，我們能看到胥吏這一個群體的社會地位不斷下降，階層也不斷固化。 明初選舉大略有四，科舉、薦舉、學校、銓選，一些基層幹吏還能透過“役滿轉補”等方式，進階高階官員的行列。然而“好景不長”，朱元璋下令胥吏不能科考後，正式扼斷了胥吏“遷轉充官”的道路。
再加上官方的一些歧視性政策，使得地方胥吏的社會地位愈發下降。如明朝胥吏的補充方式主要為僉充、罰充和告納。除去第一種看出胥吏的選拔有一定標準之外（農民、三十以下、能書），後兩者顯然是給胥吏的幹部隊伍加入了不確定和腐化因素。
同時，胥吏的實際俸祿少的可憐。要知道，明朝官員的俸祿本就相當低。 洪武二十五年規定的官員俸祿，正七品的知縣為90石，約折銀40兩。而海瑞是一個沒有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想要溫飽還得動員老婆在縣衙後面種菜才行，老媽生日買兩斤肉都能轟動整個縣城。
胥吏作為從屬，其待遇可想而知。洪武十三年規定：“一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吏月俸祿二石五斗……六品至雜職司吏一石”。而作為更低階的縣衙所屬胥吏，每個月明面上領到的俸祿只有幾鬥，還不夠全家人吃幾天飯！再加上明末的折鈔、折物，實際工資遠低於賬面水準。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非編”的胥吏數量更為龐大，他們的工資不由地方財政籌措。
因此胥吏還是以追求灰色收入為主，正如《新唐書》中早已言及的：“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益；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海瑞集》中記載“吏房頂頭銀千兩，一兩考吏銀五錢，起送農民或銀拔涼或五錢，酒席銀二兩，眾吏農分，起送吏農撥缺兵、刑、工銀五兩，戶三兩，禮房兩或五錢”。如果按照高曉松所估算的一兩銀子大概約等於如今人民幣1000元，大抵可以看出縣一級的胥吏頭目，年收入“上百萬”也是可以想象的。
於是乎，官方的政策歧視隨著時間推移，導致胥吏在地方基層固化，和地方利益集團盤根錯節，胥吏群體道德也集體的沉淪。清承明制，同時也繼承了這看似畸形的胥吏制度。到了清朝晚期，各縣的胥吏一般數量在百人以上，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權利團體。
明清時期流官的平均任期不足3年，而胥吏則在本地紮根多年，因此張研教授稱：“胥吏在某種程度上，實際執掌著地方行政的實權。”胥吏既是地方利益集團的代表，又是官府中的“公門中人”，成為真正的“央地中間人”。
由於掌握了“文牘處理”即地方的資訊處理工作，所以胥吏很容易欺上瞞下、矇混過關。錢穆曾稱：“到了晚清光緒年間，還有人這樣說：‘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裡，銓選則可疾可遲，處分則可輕可重，財富則可侵可化，典禮則可舉可廢，人命則可出克如，訟獄則可大可小，工程則可增可減。’”胥吏中的“馳名商標”，則是紹興師爺。這些官署的幕僚行事油膩、圓潤，腐化情況尤為嚴重。
中央政府的正式命令，在地方實際上總以一種“變通”的方式執行，導致政令“束之高閣或歪曲執行”，是謂“皇權不下縣”。而又因地方往往需要自籌經費維持一個胥吏團隊，導致行政事務的延滯。比如一個捕快曾親自說：“捕役非不愛賞畏比也，非盡養賊縱賊也，但破一案不易，辦一案更不易，破一案必多僱幫役，百端踹踩，盤纏飯其費從何而出？辦一案於審明後，贓據確實，重則擬死，輕則充發，解府解省等候多時，花銷不少，費又從何而出？每結一案，費至一二百金不等，窮役費無所處，是以寧受責毋拿賊也。”
而作為縣官，他以科考出身，八股文的考試方式並沒有讓他掌握繁複的地方行政事務的能力，所以常常只能像花縣令一樣“一事無成”，在詩畫著述中自娛，在地方的具體事務上難以插上手腳，憋屈不已。若想真正推行政令，則必須透過胥吏和地方利益代表的談判（士紳），從而“變通”的進行“因地制宜”的執行。
至於升遷？他們只需要做一個道德觀念上的代表，和注重士大夫之間的社交應酬就可以。
所以，縣官即便想要掌握真正的地方實權，不僅需要擁有較強的實踐能力，還必須在和地方利益集團的政治糾葛之中殺出一條血路。
但更多的縣官選擇了沉淪。學者吳思在《潛規則》一書中指出：“（封建時期的官員）第一次是接受聖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
實際上一直到民國，這種中央和地方的二元體制仍然在延續，又因城市化程序的進展，大批精英進入到城市，鄉土的社會的權利流向土豪和劣紳，一方面造成農村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另一方面又造成普遍的人道主義災難。
明清以降，對胥吏的批判自然是不絕如縷，然而為何中央政府“熟視無睹”，不對積弊已久的胥吏政治進行改革？
周雪光在其著作中認為：“官吏分途制度是帝國治理過程中試圖解決委託與代理困難的應對舉措，其核心在於集郡縣統領權於中央，而將實際治理之權下沉至基層，縣官、鄉紳、胥吏之間相互制衡，從而降低帝國官僚體制人事官吏的成本。”
這一段論述可謂切中要害。在明清糟糕的財政制度和糟糕的財政人才選拔下，中華帝國必須透過給予基層充分的自主權，來支付地方行政的整體制度成本，同時因地制宜的進行施政。
正是由於這樣的權利結構，地方秩序總是保持在一種微妙的平衡當中，保持了基層社會的脆弱且每況愈下的穩態。也導致許多人看待中國歷史總是隔著一層面紗，難以窺清真相。所謂在中央集權體制下中央對地方的指揮是“如臂使指”，也是極為浪漫的說法，不符合真實的歷史。
封建社會晚期，道德政治塵囂之上，即便是青天大老爺海瑞，實際作出的政績也屈指可數，反映出古時候的人們“只看政德不看政績”的“清官清潔”，造就了士大夫性格的集體缺陷，在面對實際問題往往以道德出發，難堪大任“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就是如此。
而人們對於實際掌握行政技能的胥吏一方面倍加歧視，另一方面沒有給予充分的價值實現感和充分的上升路徑，導致胥吏的集體道德沉淪。
明明行政是一項極為精密的技術性工作，卻在明清基層體制出現了兩極背反情況，尤值得人們的深思。
除史料外主要參考著作和文章：
《中國人的“清官情結”：只看政德不看政績》劉金祥
《從“官吏分途”到“層級分流”：帝國邏輯下的中國官僚人事制度》周雪光
《明清胥吏的歷史考察》孟甫
《明代州縣僚屬與幕友研究》王泉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