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作為一種朝廷規範的政治設施，出現在明朝，它由若干名大學士組成，排名最高者稱為首輔、其次為次輔，首輔往往擁有在給皇帝的奏摺上披紅的最高許可權，是這個機構的第一負責人。不過組成內閣的大學士們在明朝初期太祖、成祖那樣的雄主在位時，可沒有後來那樣的權柄，當時他們不過是皇帝身邊的詞臣而已，是協助皇帝處理文牘的普通秘書而已。不過朱元璋以胡惟庸案為藉口、徹底廢除了沿襲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集天下大權為一身，他以旺盛的精力處理著龐大帝國的所有重要政務，而他的子孫們卻既沒有這樣的精力也沒有這樣的能力，不得不讓渡更多的權力給大學士們，這才促成了內閣的成型。
內閣在朱棣靖難之役上位成功後就已經出現，先後以解縉、胡廣等才子名士領銜，不過明初的朝堂上勳臣宿將們還有著極高的地位，科舉晉身計程車大夫文臣也遠遠沒有取得後來那樣絕對的支配地位，這時的內閣班子只能起到顧問的作用，對朝政並無決策權。之後的仁宗、宣宗兩任皇帝都是英年早逝，特別是宣宗在位的十來年時間、雖然以收縮性的國策彌補了因祖父的好大喜功而造成的國庫空虛，締造了廣受讚譽的“仁宣之治”，但卻是以偃武修文、放棄成祖時對外開拓的成果為代價取得的，其後果就是讓文官勢力開始抬頭。
當然宣宗無論能力手腕都是極佳，他在位時還是能維持朝堂上文臣、武將和勳貴勢力的平衡，但他去世得太早，繼位的英宗年幼，國政落於以“三楊”為代表的元老重臣之手，內閣作為朝廷的權力中樞開始第一次發揮主導作用。不過此時的內閣大學士並無高下之分，也沒有首輔之類高居百官之首的人物，而且三楊在英宗親政前後先後退出了歷史舞臺，使得內閣秉政的機制並沒有能成為常態。真正的轉折點就出現在此時，年少輕狂的英宗受宦官王振煽動親征來犯的瓦剌，在土木堡一戰中成了敵人的俘虜，而那些勳臣宿將也被一掃而空，讓文官們失去了制約，勢力空前膨脹。
英宗奪門復位後，引名臣李賢入閣，給他加上了少保和吏部尚書的兼職頭銜，彌補了閣臣大學士官位不過五品的缺憾，從此成為了慣例，而李賢也是明朝第一位內閣首輔，雖然沒有宰相的名頭，但卻有了近似宰相的許可權。但是無論是英宗，還是之後的憲宗、武宗在位的時候，內閣輔臣們雖然排名由先後高低，但是首輔並不等於首相，他和閣臣理論上並無高下之分，而造成首輔在內閣一言九鼎，成為真正的文臣之首的還是在後來的嘉靖朝。手腕過人卻刻薄猜忌的嘉靖帝，借一味阿諛逢迎他的首輔嚴嵩來打壓對他不滿的正直臣子，讓首輔和受首輔壓制的內閣體制成為了慣例。
到了萬曆初年，首輔張居正以攝政的姿態宰制天下，他的權柄和威望達到了有明一代的文臣頂峰，比起漢唐時那些禮絕百僚的名相來也毫不遜色。不過無論是內閣，還是領導它的首輔，都只是約定俗成而已，並無法理上的依據，朱元璋留下的祖訓杜絕了宰相制度的借殼重生，所以內閣機制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後逐漸陷入了衰落，到了崇禎時閣臣們已經無力制約剛愎自用的皇帝，這也是明朝最後走向崩潰的一大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