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為什麼那麼能寫詩？南宋詩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有這樣一個獨到見解：“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這是說，唐朝科舉要考詩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有了全民寫詩的風氣。就好像前些年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遍地都是奧數班。
當唐太宗李世民在宮門遠遠望見新晉進士魚貫而出，感慨“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時，這一影響後世一千多年的選官制度，正徐徐拉開帷幕。
當代詩人艾青說過：“個人的痛苦與歡樂，必須融合在時代的痛苦與歡樂裡。”
唐代詩人的科舉之路，是苦盡甘來，還是茫茫苦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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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濫觴於隋，到唐初基本成型。
科舉制的誕生，終結了曹魏以來豪門大族壟斷仕進之路的九品中正制，也打破了兩漢以來地方官員自闢僚屬的制度。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說的“由門第特殊階級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
有了科舉，選拔官吏之權收歸中央，不管是世家子弟，還是寒門士子，都可“投牒自進”，透過考試取得做官資格，改變命運。
唐太宗進一步完善隋朝開創的科舉制，有所謂“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的說法。但實際上，初唐的科舉考試影響力有限。
史書記載，武德、貞觀年間，“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這說明，唐初各地官員大多是由當地人才充當，以空白告身就地任命。隋末天下大亂，活下來就不容易，到哪兒找那麼多讀書人去？
有學者做過統計，貞觀年間的宰相，只有房玄齡、溫彥博二人是隋朝進士，許敬宗一人是隋朝秀才，其餘二十幾人都未透過科舉考試，沒有正式“文憑”。
貞觀年間科舉取士名額不多，成為高官的更是少之又少，青史留名的進士，不過只有上官儀等幾位御用文人，也沒有多少人會為了這個考試老死於文場。
▲劇照：唐太宗李世民。
科舉萌芽之初，詩歌也只流行於上層社會。那時流行的宮體詩，繼承南朝綺麗之風，創作者主要是帝王及重臣。常為皇帝起草詔書的初唐進士上官儀，就以“綺錯婉媚”的上官體詩風聞名於世，如其所作的《春日》一詩：
花輕蝶亂仙人杏，葉密鶯啼帝女桑。
飛雲閣上春應至，明月樓中夜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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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舉的第一次大爆發，還要等到上官儀的“敵人”武則天登上歷史舞臺時。
上官儀反對武后臨朝，曾上書請求唐高宗廢后，高宗起初覺得有幾分道理，讓他起草廢后詔書。但武后得知後找高宗哭訴冤屈，唐高宗到底還是寵老婆，只好跟武后說：“這都是上官儀教我的。”
這下害慘了上官儀一家。之後，武后讓人誣陷上官儀謀逆，將他治罪，下獄處死，上官儀的家人多受牽連，他年幼的孫女上官婉兒被充為官婢，逃過一死，後來得到武則天重用。
在成為一代女皇的道路上，難免有像上官儀這樣執拗的文人進行反抗，但武則天卻格外重視讀書人的力量，尤其是用關東士庶階級，打壓以隋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貴族集團。
武則天統治時期，大開制科，“崇尚進士文詞之科，破格用人”。隨著錄取名額飆升，科舉出身的官員得到重用，科舉制迅速發展。武則天還首創皇帝擔任主考官的“殿試”，又在進士、明經等科目之外，設立選拔武將的“武舉”。
▲劇照：太平公主與武則天。
從唐高宗到武周這一時期，科舉進身的宰相就有狄仁傑、張柬之等名人，還有詩人王勃、楊炯、宋之問、杜審言、陳子昂、賀知章等大咖出現在了科舉的考場上，開元年間的名相姚崇、宋璟、張說也是武周時參加的科舉。
至此，科舉成了全民運動，讀書人家裡再有錢，身世再顯赫，不考科舉都成了異類，所謂“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
唐高宗晚年的宰相薛元超曾經跟親人說：“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他是說，我這一生富貴有餘，但是有三件事最為遺憾，第一個可惜我不是進士出身，第二個可惜沒有娶到五大貴族（李、王、鄭、盧、崔）的女兒，第三個就是沒能參與編修國史（在唐代，編修國史是士人的至高榮耀，代表有文化）。
《唐摭言》記載，隨著科舉逐漸制度化，它不但成為寒門士子逆襲的途徑，也給了那些業已衰落的世家子弟重頭再來的機會，所謂“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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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冬之時，來自五湖四海的舉子在地方獲得選送資格後，風塵僕僕進京，準備來年春天的考試，“麻衣如雪，滿於九衢”。科舉考試流入士子的生命長河裡，也被寫在詩人的文字中。
放榜後，考中進士的人，迎來的是金榜題名的喜悅。新舉進士有兩項重要活動，一是在曲江杏園舉行宴會，二是到慈恩寺大雁塔題名。
“歸時不省花間醉，綺陌香車似水流”。這一天，公卿之家常會駕車而來，傾城圍觀，有人還會乘此機會挑選女婿。
有的新進士春心萌動，考完試常流連於長安的風月場，據《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這大概類似於高考生考完後通宵打遊戲、出去浪。
▲西安大雁塔。
名落孫山的人，懷抱的卻只有苦澀，有的人留在京城繼續備考，有的人會黯然歸鄉，或四處漫遊。
調露二年（680年），詩人陳子昂第一次進京趕考以落第告終。他寫下《落第西還別魏四懍》，以蓬草為喻，嘆息這段離家漂泊、無功而返的苦日子，不得不回老家苦讀：
轉蓬方不定，落羽自驚弦。
山水一為別，歡娛復幾年。
離亭暗風雨，徵路入雲煙。
還因北山逕，歸守東陂田。
在初次落第的四年後，陳子昂才進士及第，開始了他才高運蹇的不幸仕途。
有的人可能會問，既然唐代科舉要考詩賦，對陳子昂這些大才子應該是信手拈來，為何還有那麼多詩人在科舉之路上吃癟？
唐代的科舉詩，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考場上的省試詩作，即應試的作品；二是考生平時所作的“行卷”、“溫卷”之詩作，即考生進京後，向主考官或在京權貴幹謁的詩文。
有唐一代，廣泛流傳的應試詩佳作寥寥，聞名後世的只有兩首：祖詠的《終南望餘雪》，與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
祖詠是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年）進士，這首《終南望餘雪》描寫冬日黃昏，雪過初晴的景色，只有兩韻，並不符合考試要求，卻憑藉出色的藝術成就打動了當時的考官，也入選了現在的中小學課本：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
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除了鮮有的幾篇佳作，應制之作大多是歌功頌德、形式華麗、內容空洞的作品，不值得一讀。
早在初唐，陳子昂就激烈批判這種作品的弊病，盛唐時的李白甚至都不參加科舉，透過另一個途徑來到天子面前，高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考場上的應試詩，對他們來說沒什麼技術含量。即便沒有參加科舉，他們的詩名還是會名垂千古。
另外，唐代的科舉制還是帶有很多舊制度的痕跡，並非絕對的公平。考生除了要在考場上激揚文字，也要在考場外費盡心思進行自我包裝，獲得一定的知名度，以得到考官或權貴的青睞。因此，“行卷”成了考生的秘密武器。
相傳，陳子昂初入京時，一度不為人知，偶然碰見一個商人在賣胡琴，叫價百萬。京中豪貴集聚於此，圍觀這個奇葩商人，無人能辨其真偽。此時，陳子昂擠進人群，一擲千金將胡琴買下，並與在場的豪貴相約，明日到長安宣陽裡赴宴，共賞此琴。
第二天，公子哥兒都到了，興致勃勃地等著觀賞這把琴。陳子昂卻當場把胡琴摔個粉碎，說：“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樂，豈宜留心！”說罷，他將自己的詩文送給在場的權貴，從此名動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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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天寶年間，士子汲汲於功名，每年進京者絡繹不絕，有時多達數千人。
一個正處於上升期的帝國，其強盛的國力與詩壇的積極氛圍相呼應，即便不依託於體制，詩人對前途的追求也不會止步。盛唐詩始終充溢著一種進取心與自豪感，懷有一種豪邁與傲氣。
李白有“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的志向，以戰國時期功成身退的名士魯仲連為偶像，可當仕途不順時，他豪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孟浩然也有求功名之心，卻終生與官場無緣，他將隱逸作為心靈歸宿，詩中盡是清新淡泊：“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李白劇照。
若非要謀求一官半職才能過上好日子，那這個所謂的“盛世”，必定潛藏暗流。
胸懷“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壯志，文學青年杜甫就在此時來到了長安。
不幸的是，杜甫是唐代科舉的一個失敗例子，無論是干謁，還是考試，他都沒成功。
天寶六年（747年），杜甫再次進京趕考，正是奸相李林甫當權。李林甫給唐玄宗上表稱“全國的賢才都在朝廷，下邊一個也沒有了”。唐玄宗還真信了這個糟老頭子的鬼話，這一年，應考士子全部落榜。
在這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後，杜甫漂泊無依，在長安四處向朝中權貴投詩文，求推薦，卻處處碰壁。直到安史之亂前夕，他才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這麼一個小官，專門看管兵甲器杖。
再到後來，耿直的杜甫連朝廷飯碗都丟了，棄官而去，只剩下詩和遠方。
困守長安十年時，他親眼所見是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現狀，是盛世表面下的腐朽。當他辭官四處流浪時，他還不忘初心，為那些貧苦大眾高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成都杜甫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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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命運悄然轉變，科舉制度在無形中成為了詩人的桎梏。中唐以後，入仕的途徑逐漸變窄，定期舉行的“常科”僅剩下明經、進士作為主要科目，不定期舉行的“制舉”也遠遠少於盛唐時期。
唐代有一句俗語，“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意思是說30歲考中明經，已經太晚了，50歲考中進士，卻還算年輕。明經社會認可度比較低，這玩意兒考帖經、墨義，就是靠死記硬背，考不出水平，而且錄取名額多，有時還能花錢買。安史之亂時朝廷缺錢，就有人上書“許人納錢，授官及明經出身”。
進士就難考多了，考試以詩賦為主，錄取率極低，有時考生多達數千人，上榜者卻不過二三十名。唐德宗在位時（779－805年），有個叫宋濟的老考生N年都沒考上。每次考場作詩，他如果發揮不好，沒有按照試題要求掌握好韻律，就會拍著胸口說：“宋五又坦率（粗心）矣！”這句話成了他的口頭禪，長安人都知道。
後來，老宋經過多次落第，終於考上了。唐德宗見他後，先問一句：“宋五坦率否？”這位考生，也算是靠落榜火出圈了。
這也難怪白居易29歲進士及第，敢自誇“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學霸的成績，都是用汗水換來的。
白居易年輕時太難了，他跟好友元稹說過，自己當年為了考中進士，白天練寫賦，晚上學書法，讀書讀到口舌生瘡，寫字寫到手臂和胳膊肘上都生了老繭，身體未老先衰，發白齒落，視力嚴重下降。考中進士後，為了參加選拔官員的吏部銓試，白居易又與元稹到華陽觀苦心備考，閉戶累月。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白居易”，更多的人是“呂秀才“。
詩人孟郊，年近半百才考中進士，難掩內心的激動，與同年們輕快地騎馬遊遍長安，寫下唐代科舉詩中的名篇《登科後》：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孟郊一生窮困潦倒，他的科場生涯時來運轉，也是歷盡艱辛。在考中前，他多次應舉，屢屢落榜。我們看孟郊在《登科後》之前寫的科舉詩歌，不是《落第》中的“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就是《再下第》中的“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
悲苦是中唐科舉詩的普遍主題。世道變壞，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詩人為何還執著於科舉，還想忍受艱苦的生活，去追求一個難以實現的目標？
《唐帝國的精神文明》一書中有這樣一段精闢的論述：
他們也要吃飯，也要養家活口，他們必須要有可靠的經濟來源。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實現人生理想、人生價值，而這種理想和價值，往往與政治有著密切聯絡，或者說，透過政治途徑、透過政治抱負的實現，往往最容易達成他們的理想和價值。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己是江河日下，政治腐敗，科場黑暗，但士人的報國之志不減，這正是他們選擇為科舉奔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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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在朝廷蔓延40年之久的牛李黨爭，正是因制科對策引起。一些學者如陳寅恪先生認為這場科舉引發的恩怨，是新興士族與舊士族地主的衝突。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儒、李宗閔等新科舉子在考卷中批評朝政，言辭激烈，非常憤青。
考官看了後，覺得小夥子敢想敢說敢做，是人才啊，將他們列為前幾名。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聽說此事大為不滿，認為牛僧儒等人的指責是對自己的誹謗，就跟皇帝說，幾名考官與這些考生有非正當利益關係，無端非議朝政。一時朝野譁然，大臣分為兩派，有人支援李吉甫，有人為考生鳴冤。這下事情鬧大了，牛僧儒、李宗閔與幾名考官被貶出京，直到李吉甫死後，他們才入朝為官。
此後，以新興庶族地主牛僧儒、李宗閔為首的牛黨，與舊門閥士族出身的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朋黨，對著幹了幾十年。
兩黨相爭，漸漸侵染了士子的仕進之路，詩人李商隱就是受害者之一。李商隱考科舉也是費盡周折，一連考了四、五次。時運不濟的時候，他一邊吃著筍，還一邊黯然神傷，讓人心疼：
嫩籜香苞初出林，於陵論價重如金。
皇都陸海應無數，忍剪凌雲一寸心。
後來，李商隱考中進士。求仕時，他的才華得到朝中重臣令狐楚、令狐綯父子的欣賞，受到令狐父子不少恩遇。但令狐父子是牛黨的成員，李商隱進入官場後，卻在因緣際會下娶了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女兒為妻。王茂元與李德裕關係很鐵，時人將他當作李黨的成員，無辜的李商隱處境就尷尬了。
牛黨將李商隱視為叛徒，李黨也沒多提攜李商隱，詩人夾在兩黨之間，一生曲折坎坷，鬱郁不得志。李商隱與這一時期的很多人才一樣，明明身負才華，卻處處遭到打壓，只能在無數個寒夜中孤寂自傷：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科舉沒有選拔出多少為大唐力挽狂瀾的人才，卻形成了兩黨傾軋，既撕扯了李商隱的命運，也將帝國不斷拖進深淵。朝堂上的文人都在惡鬥，誰還能為國為民建言獻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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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唐，科舉制度被貴族官僚所把持，有一門累世幾代考中進士，其中有真才實學的人卻寥寥無幾，偶爾有個別寒門子弟及第，還成了新鮮事，能上會兒“熱搜”。以大中十四年（860年）為例，當時考生多達千人，中第者“皆以門閥取之”，全是衣冠子弟，宰相裴休、魏扶、令狐綯等重臣的兒子赫然在列，幾乎佔據了整個榜單。
這顯然違背了科舉制度打擊士族門閥權勢的初衷。
讀書人的出路更加狹窄，科舉詩中開始瀰漫悲觀、叛逆的情緒，恰似大唐的國運。
唐末著名詩人羅隱，有個尷尬的稱號，叫“十上不第”，就是說他從二十幾歲就應進士試，考了十多次都沒考上，一身才能難以施展。30歲那年，羅隱再一次落第，心情十分鬱悶，寫了首七律《投所思》：
憔悴長安何所為，旅魂窮命自相疑。
滿川碧嶂無歸日，一榻紅塵有淚時。
雕琢只應勞郢匠，膏肓終恐誤秦醫。
浮生七十今三十，從此悽惶未可知。
頸聯引用了兩個有趣的典故：《莊子》有個故事說，楚國郢都有個人鼻子上粘了一點薄如蟬翼的白色粉末，找一個石匠為他砍掉。這位石匠滿足他的要求，手起斧落，正好抹去了這層粉，楚人毫髮無損。“郢匠”遂被後世用來比喻科舉考官。詩中的秦醫名叫“緩”，史書記載他醫術高明，曾為晉國國君看病，此處指代朝廷病入膏肓。
羅隱是在罵晚唐朝政汙濁，掌權者有眼無珠，不能提拔人才。
他可沒罵錯。
廣明元年（880年），黃巢的軍隊北上，長安陷落，唐僖宗慌亂之中逃到成都，隨行有個耍猴藝人。這個藝人訓練猴子本領高超，能叫猴子像大臣一樣朝見行禮，如此博得皇帝一笑，詮釋什麼是國際巨星。唐僖宗高興之餘，特賜這名藝人朱紱［fú］，相當於給予他朝臣的待遇，賞賜的金銀珠寶更是不在話下，當真是“將軍孤墳無人問，戲子之名天下知”。
羅隱得知此事，想到自己考了十幾年科舉都不中，竟然還比不上這個玩猢猻的弄臣，提筆就寫了首《感弄猴人賜朱紱》，這次連皇帝都罵：
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
何如買取胡孫弄，一笑君王便著緋。
黃巢起義後，唐朝吊著一口氣，科舉考試早已形同虛設。
唐朝滅亡前夕，唐昭宗天覆年間（901-904年），朝廷還煞有其事地搞了一個“五老榜”。唐昭宗都懶得選拔人才，直接下達詔令，說“念爾登科之際，已過致仕之年”，有的人考上時都到退休年齡了，就讓這些多次落第的大齡考生金榜題名，以示皇帝開恩。
這一年，5個年過七旬的老漢靠著唐昭宗欽定的“降分錄取”同榜及第。他們的命運恰似隕落的帝國，早已老態龍鍾，無法為日薄西山的大唐王朝做出絲毫貢獻，只能看著它走向末日。
這本身就是對科舉制度的極大諷刺。
晚唐以後，士風日益頹靡，一些進士出身的文人，非但沒有匡扶社稷之才，反而投機取巧，巴結新貴，就連權臣朱溫都瞧不起他們。
宰相崔胤與朱溫勾結，引狼入室，聯手滅了宦官勢力，後來成為朱溫篡權的阻礙，被這個野心家所殺。清河崔氏這一科舉考場春風得意的名門望族，有數百人受牽連，被同時處死。
朱溫篡位前清洗朝堂，他最信任的謀臣李振進言說，這些士大夫都自詡為“清流”，不如將他們投入黃河，永為“濁流”。李振曾是落魄書生，考場失意，沒中過進士，投靠朱溫後才飛黃騰達，對這些徒有其表的大臣自然是恨得咬牙切齒。
朱溫聽從他的建議，將30多名所謂的“清流”朝臣殺害後，投進了滔滔黃河。
王朝末路，功名利祿皆化為泡影，一個腐朽的時代，早已容不下高尚的理想。朝堂之上的人，沒有救時匡世之心，那些堅守道義的人，也敵不過殘酷的現實。
大唐科舉知名“復讀生”羅隱，在無數次失意之後，也只有飲酒賦詩，在大醉一場後釋然：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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