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千多年前、即“武王伐殷”時代，我國就已誕生了“垂衣拱手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垂拱”之意由此而來。
無論在政令上或在年號上、後世帝王不斷對外昭示著“垂拱”這樣的大治理想，然而自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到公元1911年廢除帝制的“民國共和”，‘’垂拱”這理想歷經三千年後終沒入了故土、而我國則首次迎來了真正歷史意義上的共和！
垂衣拱手、啥都不用做就能“天下大治”？太天真了
從概念上看，“垂拱”為帝王理政的理想化目標、“共和‘則是國家治理的理想化政體；兩者本質不一、初衷上卻都是為了“天下大治”。既然三千多年前就已有了類似初衷，為何還需兜兜轉轉、撲騰無數代人才達致今日的局面呢？
其實，“垂拱”可不僅僅是當年周武王定下的”小目標“，光是從武王立周到首現初步意義上的“垂拱”就歷經了二百年、即公元前1046~公元前841年。我國有明文記錄的歷史也是自那時候開始，兩個字面共通的“共和”概念一前一後包圍著我國的整個“明文古代史”，這確實蔚為歷史愛好者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垂拱”第一階段中的“共和行政”
《尚書·武成》裡記錄了武王立周時“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的美好願望，然而在過去那樣的殘酷年代裡，願望與現實間的差距始終是巨大的。
再仁義的周武王也無以避免“牧野之戰”中的血腥殘酷
如今通行的《尚書》源自東晉期間的《偽古文尚書》，但《漢書·律曆志》裡的“真古文”版則沒有記錄”垂拱”一說，孰真孰偽至今已難有考究。不過，孟子卻在《盡心》中如此評述過武王：“說你是一位仁王，伐殷時卻讓如此多帶血的木棒浮了起來，要讓我盡信《尚書》，我是寧可只相信其中三兩篇罷。”
孟子言下的“寧可”之意顯然非在否定武王的仁以及《尚書》裡記錄的真實性、而是在為改朝換代帶來的血腥殘酷而感嘆，這也讓《武成》中的“敦信明義，崇德報功”有了站得住腳的存在依據，畢竟紛亂過後重拾仁德，對歷代王朝的開國者都是至關重要的。
西周王朝如此過去二百年後，到公元前841年時終於出現了“共和行政”這樣的劃時代歷史事件，初步呈現了“垂拱而天下治”的狀況。“垂拱”之意本就是“統治者什麼都不用做”而實現天下太平，在西周的“共和”期間，執政者為周召二公（定公和穆公），不得民心的周厲王已逃跑、而周公和召公二人則是有商有量地共同行政。
須知的是，“此共和非彼共和”
與近代的共和概念相比，除了“商政議政”人數有別，兩者都不存在獨一的霸權人，因而有人認為、這就是近代共和概念的雛形。其實此共和非彼共和，因為西周時的共和缺乏公眾參與、僅是歷史上的年號表述方式而已，其具體存在時間也無以考究，兩者還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有人以《竹書紀年》中所述的“共伯干政”（共伯名和）來否定“周召共和”，認為那時期其實是共伯一人在代政、所謂的“共和”並不存在。後來的考古發現得出，“共伯”其實是衛國的國君衛武公、他“入為三公”時確實曾經干政，不過是在周厲王3~5年期間。
由於“共和行政”期間沒有獨立紀年、年號上統一被歸為“周宣王”，因而這“共和”的持續時間在如今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一直未能獲得解決，此為一大歷史遺憾。當前的常規說法是，共和十四年（前829年）周宣王即位後、“共和行政”即告結束。
對於中國歷史，周召共和的意義更大地在於明文紀年的開始
漢初無為而治到唐代首現”垂拱”年號、卻是這一初衷的巨大倒退
在史學上，“垂拱”也是無為而治的另一表述方式，僅是術語來源不同、前者來自《尚書》、後者則來自《老子》。漢朝初年的四代帝王均實行無為而治，“垂衣拱手”的表象是有了、可是“天下大治”的局面卻並未出現，因為邊境上一直有匈奴人在騷擾、百姓苦不堪言。
為了抵禦外來侵略，漢武帝以高度集權化的統治終結了”垂拱、無為”，在持續百多年的漢匈戰爭期間，這樣的舉國體制一直都保持著，否則漢朝也無以集中全國資源一致對外。漢朝從疆域和統治思想上奠定了歷代王朝的整體大勢後，唐朝皇帝們又覺得‘’垂拱”是不錯的治國方式，於是道家無為的那套思想被重新拾起、李唐皇帝們還認了老子為李家的祖宗。
魏徵曾勸唐太宗“文武並用，垂拱而治”（《諫太宗十思疏》），公元684年時，武則天廢李顯、立李旦，將這一年定為“垂拱元年”、同時鄭重地釋出了唐代的第三套律法文書《垂拱格》（前有《貞觀格》和《永徽格》）。武則天內心裡當然想實現天下大治，可是形勢不允許呀，她越是在乎這名堂、現實中的”垂拱”卻離她越遠。
“明堂”本是武則天垂拱年間昭示天下大治的形象工程
”垂拱”四年來，武則天不但要面對突厥人的不斷侵擾，這期間她還起用周興、來俊臣等酷吏大掀冤獄，對李唐皇室的滅絕性打擊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垂拱不能、朝堂紛亂卻是實實在在的！
當然，武則天為了”垂拱”這理想，她也並非僅僅改元和頒發了《垂拱格》，唐代規模最大的“明堂”和“天堂”就是該期間修建的、直到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才落成。《資治通鑑》卷204載：“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武則天對於‘’垂拱”的渴望，在電影《狄仁傑通天帝國》中也可見一斑，這可不是電影中的虛無編造。
”垂拱”之後就是“永昌”，武則天在明堂（即永珍神宮）中昭告天下後，正式開始了她獨斷專行的“女皇時代”，這難道不是“垂衣拱手治天下”的巨大倒退麼？很諷刺的是，她的這兩處“政績工程”都相繼遭到了大火焚燒，確實非常打臉呢！
武則天“天堂”的被焚與垂拱的歷史倒退
兩宋時代修建”垂拱殿”昭示治國理想，最終都化作了殘垣黃土
跟歷代帝王相比，宋朝皇帝們顯然更為青睞”垂拱大治”，因為汴京和臨安兩處宋朝皇帝的內朝理政殿都被命名為”垂拱殿”。
宋代的垂拱殿沒有其他朝殿的那種霸氣和威嚴，設計氛圍上反多了幾分溫馨感、皇帝與朝臣們間的國事探討就好比在談論家常一般。從《宋會要》中的帝王起居記錄中可看出，宋朝皇帝們也更喜歡在內朝”垂拱殿”上議事、而非在更為空曠威嚴的外朝“崇政殿”上。
《宋史》中”垂拱殿”的出現比比皆是，一開始，僅是等級為升朝官的官員才被允許進入垂拱殿；宋神宗改革官制後，又多了“常參”這樣的議政方式，就是讓從官以上的官員每天赴垂拱殿朝見。宋代垂拱殿上的故事書寫的就是半部宋朝歷史，宋朝皇帝們也因此堪稱最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帝王了！
唐代徐寅有《垂衣裳而天下治賦》，宋代蘇軾也為垂拱殿寫過《開啟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這樣的齋文，文中的歌功頌德也體現了歷代文人對“垂拱大治”的嚮往。不過，再美好的‘’垂拱”都是基於帝王統治，將天下大治寄託在個別賢明的君主上顯然並不現實，這也是古代士人們思想上的侷限。
歷史多波折，北宋汴京和南宋臨安的皇城先後毀於金兵及元兵之手，”垂拱殿”也好比胸懷理想計程車人般無奈長眠大地。公元1297年、就是南宋崖山覆亡的那年秋天。元世祖忽必烈為了安撫南宋士人，同意在臨安宋皇城原”垂拱殿”的廢墟之上修建“報國寺”。在後來的歷史歲月中，南宋皇城故址上的各寺院相繼毀去、只有報國寺一直屢毀屢建、往復不斷，直到清末後才徹底歸於黃土。
然而，古代士人們萬萬沒想到的是，”垂拱殿”與報國寺歸於黃土之時、卻是我國曆史上真正的共和之始！
垂拱殿內論家常式的議政，一直是宋朝皇帝們的“垂拱”願想
杭州鳳凰山的‘’垂拱之嘆”
南宋皇城的故址位於今日杭州的鳳凰山區域，那裡也是歷史上最後的”垂拱殿”及杭州報國寺的長眠之地。臨安的垂拱殿為宋高宗於紹興十二年（1142年）所建，與崇政殿的建設年代相當。《宋史·輿服志》裡載：“休兵後，始作崇政、垂拱二殿”，可見，那時候的宋高宗還是心懷重振汴京雄風的大志的。
自紹興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臨安後，南宋皇城在百多年的建設中不斷擴充套件、“一時制畫規模、悉與東京相垺“（《南宋雜事詩》序），最終形成了覆蓋鳳凰山周邊九里地的皇城佈局。
以垂拱殿和崇政殿為中心的南宋皇城
若非南宋一代無思故土、“山外青山樓外樓”本應會成為臨安城繁華、垂拱天下的大治描述。老外們只看到了南宋的繁華表象、故而認為這是我國古代最繁盛的年代；但愛國士人們感受到的卻是繁華背後的巨大失落感，故而鳳凰山皇城周邊的“樓外樓”反成了‘’垂拱之嘆”的巨大註腳：垂拱殿尚在，昔日先帝們的大治理想哪去了？
1276年臨安城淪陷後，輝煌的南宋皇城於次年就毀於延綿的大火，在皇城廢墟上所建的報國寺、興元寺等就成了南宋士人們緬懷過去歲月的地方。在其後歲月中，各寺院相繼在戰火中被焚燬，但出於對“垂拱”的緬懷，垂拱殿遺址上的報國寺則不斷被重建，最後一次被重建的歷史記錄則發生在明洪武年間。
元朝詩人在《鳳凰山》中的一句“桑海桑田事渺茫”道盡了人們對故國、故墟的懷戀，明洪武年間重建的報國寺再度毀於清末戰火中後，三千年的‘’垂拱”沉浮終畫上了句號。
今日的南宋皇城遺址
當代人戲言有錢人“打斷腿都無需憂愁“，腿沒了至少還是可以”垂衣拱手、飯來張口“的，這就是‘’垂拱”在當代僅存的痕跡了吧？
今日已是真正的共和時代，‘’垂拱”雖已化作古皇城下的故土、現實中的”大治“卻成了它沉浮千年後的最強歷史見證！說到底，這其實就是帝制的存亡史，只要帝王尚在、就不會出現真正的‘’垂拱”；歷史撲騰了三千年才切中其關鍵要害，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確實是足夠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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