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
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
清初詩人吳偉業寫下的《圓圓曲》在民間廣為流傳，使人們誤把文學創作當成是歷史，把吳三桂視作為了一個名妓就出賣民族和國家的可恥敗類，而陳圓圓同時也成了紅顏禍水。其實歷史並非如此簡單。
1644年的吳三桂確實很吃香，是明朝、清朝、農民軍和南明政權都千方百計羅致的關鍵人物。崇禎帝封吳三桂為平西伯，期望他成為農民軍的剋星；李自成許以侯爵，意欲他為大順守衛京東的山海關；清朝誘以藩王，保他子子孫孫永享富貴；南明政權明知他已降清，仍封他為薊國公。
那麼，在視女人為玩物的封建社會，吳三桂既深知當時的局勢和四方對他的關注，豈能輕易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押在一個弱不禁風的女人身上。顯然，陳圓圓還不具備如此的能量，那麼，吳三桂最終倒向清朝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1644年的中國，大明、大順、大清及南明相互爭奪，主要是武力較量。誰能打勝仗，在軍事上取得優勢，誰就能成為中國的統治者。吳三桂當時是勇冠三軍的大將，手握數萬重兵，幾乎和大清、大順敢戰的軍隊數量相當，而且駐紮在山海關、寧遠的要衝之地。他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最終的勝敗。
吳三桂所部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又有蒙古突騎數千，尤其驍勇。松錦之戰後，皇太極派遣八旗兵屯駐在寧遠以西的大路，以保持對吳三桂的軍事壓力。崇德七年（1642）年四月，吳三桂仍然沒有投降的跡象。
皇太極接受漢官張存仁的建議，首次直接給吳三桂寫信，呼籲他認清形勢，乘時歸順，試圖說服這位寧遠總兵投降清朝。但這個時候，吳三桂本人在明朝的地位正處在上升階段，他認為沒有投降清朝的必要，
吳三桂之所以長期堅持不降清，史學界有一個幾乎固定的說法，認為吳三桂是明朝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頑固的階層的政治代表，他沒有降清，據說是純從個人利害考慮的。比如說他有龐大的家產，父子皆貴，居於優越的地位，等等。沒有公開降清，僅是表面現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統治集團中不少人，包括崇禎帝在內。
這個說法也不能說不對，但不夠全面，考慮吳三桂的主導思想，還是忠君思想制約著他的行動。在吳三桂等明朝高階將領中，大多生活於封建禮儀之家，接受中國幾年前來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明代，把名節放在了第一位，在朝為官，則把忠君視為比自己生命還重要，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吳三桂與清朝有過幾次交手，雖然戰敗於松山，但仍據寧遠，有一支能戰的軍隊，在這種情況下，他豈能輕易降清。中國向來有輕視“狄夷”的傳統大漢族主義思想，作為天子的朝臣，吳三桂的基本理念不會超出這個範疇。至於財產、待遇、地位，應該都不是主要因素。
順治元年（1644年），大順軍攻下太原，北京告急。這時吳三桂的大軍才真的是走到了進退維谷的絕路，前面是大順軍，後面是清軍，二者都是他的死對頭，他到了必須選擇的時刻。而現在所知的史料可以證明，吳三桂和關內許多明朝官員一樣，都是向投降李自成的路上邁進，有意把大順政權作為保護自家生命財產的新主人。
吳三桂選擇李自成作為他的新主人，有其思想根源和形勢所迫。這個思想就是對滿族崛起和清朝入關抱有成見，以中國傳統的“華夷之分”，認為清朝不應當在中國建立政權，滿族無資格成為全中國的統治者。
再就形勢而言，大順軍一旦攻下京城，吳三桂便夾在大順和大清兩大勢力之間。他的關寧軍隊不能自立，他必須投靠二者之一；而且他的軍民逾50萬，軍用民食皆需供應。
李自成攻下北京後，馬上就給吳三桂送去了4萬兩犒軍銀。而清軍遠在關外，吳三桂負責守衛的寧遠城打了十幾年都沒有攻下，兩相比較之下，吳三桂自然選擇了李自成。
偏偏李自成不爭氣，進入北京城後以為坐穩了江山，對明朝官員進行了助餉和追贓。劉宗敏還對吳三桂的父吳襄進行拷打，奪了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這個時候的吳三桂正率軍行進途中，聽此訊息後，氣急敗壞地說：“大丈夫不能保一女人，還有什麼臉面活在世上！”他立即下令屬下，殺掉李自成派來的使者，並掉頭回到山海關。
我們不能因為吳三桂說了這樣一句話，就認定他是“衝冠一怒為紅顏”。不難看出，是李自成的失誤將他逼向了其對立面。吳三桂從一度短暫的降李迅速轉向清兵，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轉機。
促使吳三桂作出轉變的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除了報復農民軍對他家庭的觸犯，陳圓圓被劫也可能是一個因素。不過說到底還是政治利益當先，尤其是吳三桂在瞭解了大順政權的所作所為後，不得不投降清朝，陳圓圓只能是起到了催化、激憤的作用，並非是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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