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董元奔（江蘇宿遷）
【按】《董元奔史論》以帝王為經結撰，每篇1500-2000字。本篇為“東漢章帝時期（75-88）”第三篇。作品系原創，版權受頭條維權機制及國家維權監管系統保護，侵權必究。
漢章帝是個很不幸的皇帝，他在位的十八年間，全國頻繁爆發牛疫。據《後漢書》記載，永平十八年（公元75）夏，漢明帝駕崩，漢章帝剛繼位，全國就爆發了牛疫；建初四年（公元79）冬，牛疫再次爆發；元和元年（公元84）春，漢章帝下詔祭祀牛神，以控制牛疫，詔書中有這樣的一句話：“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後漢書》雖然只記載了公元75年、79年、84年這三個年份的牛疫問題，但是從漢章帝詔書中“自牛疫以來”可以推測，漢章帝在位期間（公元75-公元88）牛疫是一直存在的。
我們知道，牛耕技術於西漢初期開始在全國普及，牛耕技術為農耕文明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西漢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就是在牛耕技術普及的背景下形成的，文景之治、漢宣中興也是離不開牛耕技術的。漢朝歷代皇帝都非常重視保護耕牛，屠宰耕牛的行為屬於重罪。漢光武帝時期，河西割據軍閥竇融歸順光武帝，於建武七年（公元31）派使者赴京師洛陽覲見光武帝，帶給光武帝的禮物並不是河西盛產的寶馬、玉器，而是三千頭耕牛，由於河西與光武帝當時控制下的關中之間隔著隗囂割據的隴右，竇融派出一萬兵力驅趕、護送這批耕牛，光武帝更是派出三萬人馬西去接應，可見耕牛在漢代是多麼重要。
回到《後漢書》中關於牛疫問題記載的三個年份，這三個年份分別還發生了對沖牛疫災相的吉兆。永平十八年零陵郡（今廣西全州）發現碩大的祥草靈芝，郡守特地獻給漢章帝；建初四年零陵郡再次發現碩大的靈芝，郡守又獻給漢章帝；元和元年日南（今越南中部）發現祥獸生犀和祥禽白雉，郡守獻給漢章帝。為什麼吉祥物的出現總是跟災情緊密相連？是巧合嗎？當然不是，這是東漢前期方術這種迷信思想瀰漫在社會生活中的表現。
方術產生於戰國後期，到西漢時期，在皇帝的大力推動下，方術的形式變得多種多樣，內容也非常豐富，祭祀、巫術、占夢、相人、占星術、望氣、風角盛行於官場和民間。皇帝真的相信方術嗎？未必全信，皇帝推廣方術，主要目的是宣揚天命論，所謂“富貴在天，人生由命”，是皇帝鞏固統治秩序的一種手段。
秦始皇固然有派方士出海尋求長生不老藥的行為，但是總體上來看，秦始皇是不迷信的。他封禪泰山的初衷是向黃帝和堯舜禹炫耀自己的偉業，說到底是在蔑視他們，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為了平息湘江巨浪，秦始皇曾下詔將湘江兩岸的樹木砍掉，讓赭紅色的山石裸露出來，其目的是脫掉湘君的衣服，以懲罰湘君，秦始皇如此侮辱湘君，其實就是侮辱湘君的父親堯和湘君的丈夫舜。
西漢時期就不一樣了。漢高祖效法秦始皇封禪泰山，並把秦始皇唯一的一次封禪行為發展成為四畤郊祭。除了四畤祭，漢文帝還在渭陽修建了五帝廟，不定期的親自前去祭祀。除了四畤祭和渭陽五帝廟祭，漢武帝在宮中設五帝祭壇，每天上朝前都要祭祀。西漢皇帝們開展這些名目繁多的迷信活動，不是要向五帝炫耀帝業，而是要向民眾宣揚漢家帝業的合法性。
王莽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把方術思想滲透進儒家學說中，創造出更加複雜的“元始”祭祀體系。據《漢書》載，王莽末年，除了三皇五帝，“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都有專門的祭祀廟宇，總數竟然達一千七百所，而且“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祭品來祭祀。王莽的做法無非就是宣揚他改制的合法性。
東漢建立後，光武帝除了延續了王莽的全部做法之外，還把漢高帝、高後配在五帝中一起祭祀。漢明帝繼位後，又把漢武帝和先帝光武帝配在五帝中祭祀。經由光武帝和明帝的推動，東漢前期，專門從事祭祀、巫術、占夢、相人、占星術、望氣、風角等迷信活動的方士不僅人數眾多，而且社會地位很高，這是新生的一個不勞而獲的“勞心者”階層。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旨在維護漢家統治秩序的迷信思想從西漢初期到漢明帝時期，是逐漸濃厚的。
除了繼承漢明帝時期的祭祀花樣，漢章帝又發明了“閒祭”。所謂閒祭就是每月祭祀一種農業神，諸如牛神、蠶娘、水神、土地神、麥神、稻神、草神、花仙子等。漢章帝的閒祭主要針對農業，這是他任內牛疫頻發導致“穀食連少”的壓力所致。由於迷信思想作祟，面對牛疫，漢章帝不是積極招募獸醫來控制，而是透過祭祀來控制，牛疫怎麼能不連年爆發呢？年年牛疫年年祭，年年祭祀年年疫，怎麼辦才好呢？漢章帝有辦法，他讓地方官員“發現”祥草、祥獸、祥禽，這些吉祥物不斷出現，漢章帝就可以籍此向天下宣示祭祀有效了。史官也真乖巧，他們記述史事，每次記述牛疫，便同時記述一次吉兆，正如本文文首所述那樣。
【延伸閱讀】頭條原創文章董元奔史論“漢章帝時期第一至第二篇”：
董元奔史論（084）自毀長城漢章帝
董元奔史論（085）恃強用謀收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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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編輯：董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