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亂世後立國的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兩個重要時期的分水嶺，秦朝至宋以前的各個王朝，是世家或門閥集團協助皇帝掌管權力和治國，而宋以後，就是官僚地主集團協助皇帝掌管權力和治國。
兩者的區別中最主要的就是，世家或門閥集團是世襲貴族，權力可以隨著家族的興亡，連綿不絕的繼承，除特殊情況或遇見特殊的君王外，平民幾無上進之路。而官僚地主集團卻是可以由平民轉變而來。
而造成這一轉變的最重要工具就是科舉制的完善和使用，科舉制並不是宋朝才出現的，早在門閥政治最嚴重的隋朝時就被創造出來，是隋文帝和隋煬帝試圖抑制門閥的一項嘗試，只不過，在隋唐時期，沒能完成它的使命罷了。
宋朝能順利的改革科舉，以及將其作為國家最主要的人才選拔制度，有賴於“安史之亂”後，延續至五代的戰亂對世家、門閥的毀滅性打擊，最大的阻撓力量消失，寒門、平民、新興的權貴和皇族也都在消除門閥政治這一共識上達成一致。
科舉當然在消除門閥政治上立有大功，但門閥可不僅僅只有知識和權力的壟斷，宋以前的世家、門閥除了詩書傳家、依附勢力的大小、兼併土地以及壟斷商業經營，還有一項最主要的構成，就是人口的多寡，這個人口，指的是奴隸。
世家或門閥們擁有大量土地和商業經營專案，都需要人來幫助種植、管理，包括武裝護衛，這些活全是由奴隸來完成，好聽一點的說法就是家僕。如果僅僅只是幫助種地和經商還好說，最關鍵的是，奴隸隨時能轉變成武裝力量。
比如隋唐時期，大一點的門閥擁有數萬奴隸，小一點的也有數千，不但直接減少了國家的納稅人口數量，還能隨時威脅到皇權的統治，任何一家門閥中數千乃至數萬的奴隸全是士兵的主要來源之一，而且，奴隸是不能背叛主家的，終身都只能為主家服務，不論生死，這也是他們除政治權力壟斷外，對皇權的最大威脅。
可隋唐時的皇帝也拿他們沒辦法，反而還要保護他們在奴隸上的利益，在法律的制定上也是兩相矛盾，既有保護奴隸主的條款，也有不得隨意處罰奴隸的條款，本意上，隋唐時的皇權希望解放奴隸，但實際上卻辦不到，即使是唐太宗李世民這樣的強勢皇帝都辦不到。
直到宋朝開國後，世家、門閥勢衰，宋朝皇帝可以在官僚集團的配合下，真正廢除了世家、門閥們可以擁有大量奴隸的特權。想來也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連一路（相當於省）的管理權力都要分成四份，怎麼會允許地方上能有擁有大量武裝（奴隸）的家族存在。
寒門或平民出身的官僚，以及新興權貴們也不會允許，除了降低國家發生武裝叛亂的威脅外，宋朝不制止兼併土地，且鼓勵經商，這些新生的勢力集團利用權力兼併到手的土地和商業經營也需要大量的人手，絕對不允許人口被某一家族壟斷，需要他們能流動到市場上來。
於是，宋朝時最大力推廣的是僱傭制，擁有奴隸是不被法律承認的，對於官僚集團來說，大家可以各憑本事找僱工來幫助自家種地或進行商業經營。對於皇權來說，只要人口不集中在某些家族手中就行，皇權不怕新生的權力集團有錢、有糧，就怕他們還有人或私兵。
根據史書上的記載，宋朝時還存在一些官奴，主要是從犯罪的官員家庭，以及造反農民、觸犯法律的其餘群體中產生，他們在貶為官奴後，主要是在官府的安排下，幹一些修路、運輸等方面的活計，女性官奴還可能變成官妓，不過，官奴是由官府掌控，所以對皇權沒有任何危害。
另外就是部分權貴家族也會打一些擦邊球，容納少量人身依附的家僕，但因數量有限，皇權也就睜一眼閉一隻眼。並且，不管是僱傭制的僕人，還是少量完全人身依附的家僕，宋朝都把處置他們的權力收歸官府，有任何錯誤，僱主或家主都不能私自處罰，這也是防止門閥奴隸制死灰復燃的重要舉措。
有了科舉這一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寒門和平民為構成的官僚集團的湧現和掌權，加上用奴僕僱傭制防止大量人口集中在某一家族中，世家、門閥才再無翻身的可能。對於官僚地主階級，以及宋朝皇權來講，廢除奴隸制，改成僱傭制，並嚴格執行下來的這一舉措，是可以跟科舉的功勞並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