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人，號東海，直隸天津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入翰林院，授編修。嘗入袁世凱幕參與編練新軍事宜，後官至軍機大臣、東三省總督、體仁閣大學士等職。民國後曾出任國務卿，更於1918年秋被選舉為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1922年下臺。
徐氏於晚清民國之際位高權重，聲勢煊赫，但依然喜好舞文弄墨，不改文人本色，他身邊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名士，徐氏政務之暇則與之談詩論文，觴詠不輟。徐氏在民初任國務卿時，曾在一次宴饗賓客幕僚時當眾對人談及：“餘丙戌同年多文人，賀松坡，餘從之學文；柯鳳孫，餘從之學詩。”柯鳳孫就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國學大師、《新元史》作者、山東膠州人柯劭忞；賀松坡就是晚清北方桐城派的古文大家、與徐氏為同年進士出身的直隸武強人賀濤。
下面筆者即以賀濤的文集以及賀濤之子賀葆真的日記為主要文獻依據，簡單梳理一下徐世昌與賀濤彼此相互推重、期許並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的交往事蹟和深厚情誼，以及徐世昌與武強賀氏三代人之間持續五十多年的交遊歷程。
徐世昌
同官京師
賀濤（1849-1912），字松坡，直隸武強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官刑部主事，早年肄業保定蓮池書院，為桐城吳汝綸、武昌張裕釗高足。賀濤為文“導源盛漢，氾濫周秦諸子，矜練生創，意境自成。其規模藩域，一仿張吳二公”，在古文寫作方面有很深的造詣，無怪乎徐氏要虛心向其學文。關於徐世昌與賀濤何時相識，史料沒有明確記載，大體在光緒十二年兩人同應會試之時，隨即雙雙高中成為同年進士，此後兩人都在京師為官，交往日密。徐世昌曾對此回憶道，他“時時訪其論文，日移晷不能去。又時有文酒之會，縱論古今事不相下。忽忽歲月，皆少年氣盛時事也。其後失明，亦時來主餘舍，仍朝夕論學不稍輟”，可見二人交往之密切。
光緒十八年（1892）恰值徐母劉太宜人六十壽誕，同年僚友皆至徐宅稱賀，並公推賀濤撰寫一篇壽序代表眾人共同向徐母祝壽。賀濤在這篇壽序中首先對徐世昌能夠將母親迎養身邊、朝夕侍候的行為表示讚許和羨慕，併為自己不能就近奉養父母而“發恨而自愧”。接著他又對徐母勤儉持家、不論貧富皆能淡泊自守、別無奢求的人格風範進行了高度讚揚，並稱徐母的行為無形中也是對徐世昌的教育和示範，使之可以“從容學問，肆力道德之場”，循此以往，徐氏的成就和前途將不可限量，那時則會給母親帶來更大的安慰和榮耀。最後賀濤表示，自己的父母也壽誕在即，希望徐世昌屆時也能為其撰文祝壽，並能對自己有所教誨。
光緒二十二年（1896）徐母劉太宜人安然辭世，將與三十多年前不幸早逝的徐父（名嘉賢，字少珊）合葬，賀濤又應徐世昌之請撰寫了一篇《徐君少珊墓誌銘》。在文中賀濤稱讚徐父“少英果，嚴毅有特操”，特別是年僅十七時在與賊軍的對峙中表現出了超人的膽略，併為他在二十五歲即不幸英年早逝、“異材偉抱，未克一施”而深感惋惜。隨後賀濤用更多的筆墨記述了徐母出身名門、服勤習苦、主持家族事務等方面的賢德事蹟，特別是在徐父去世後，她甘於貧苦、全力撫育徐世昌兄弟兩人，以致徐氏兄弟先後中舉、成進士，“二子皆有賢行，再興其家，厥功甚大”，對徐母“上事三世、下教二子”的賢婦良母的品格和事蹟進行了大力的褒揚。
二人同官京師這段時期，賀濤除了為徐世昌的父母撰寫壽序和墓誌銘以外，還專門為徐氏本人寫了一篇《北江舊廬記》。徐世昌當時在北京的居址即為清代乾嘉時期著名學者洪亮吉（字北江）的舊宅，宅中“竹石參映，嘉樹列植”，據說即為洪氏當年所營置。徐世昌喜歡讀洪亮吉的著作，並且仰慕洪氏其人，所以在宅中的廳堂上書寫了一塊“北江舊廬”的匾額，並經常在其中為徐母祝壽，宴集同僚。賀濤作為徐世昌的同年摯友，也常常被邀飲其中，因有所感，他認為洪亮吉雖然博學多才且有用世之志，但可惜無人賞識，只能抱恨而終。而徐世昌科舉中式則比洪亮吉要早，如果能“從容學問，徐以俟之”，則異日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一定會超過洪氏。可見賀濤對徐世昌的學問和才能寄予了厚望，並希望徐氏能“以先生（指洪亮吉）志學自勉，而推所樂於朋友”，以友人的身份對其進行了真誠的勉勵和建議。
賀館于徐
賀濤在官刑部主事的同時，一直兼任冀州信都書院的主講，庚子後清政府厲行新政，各省書院均改製為新式學堂，信都書院也改為冀州中學堂，賀濤仍任中文教習。光緒三十一年（1905）初，由於當時一些冀州留日學生趨鶩新學，鄙薄舊學，故公開致信賀濤反對其繼續在冀州教授傳統辭章之學，賀濤憤而辭職，結束了其在冀州近二十年的教育事業。
不久，他接到了當時署直隸按察使長沙人陳啟泰的邀請，隨即到保定陳氏家館中擔任講席。陳氏仰慕賀濤的德行和學問，故對其十分敬重而待遇甚隆，可惜不到半年陳氏即將移官安慶，賀濤因而辭掉館席並作京城之遊。
恰在此時，已官居巡警部尚書的徐世昌知曉了賀濤賦閒的訊息，他立即委託陳啟泰致意賀濤，希望他能到京城徐氏家館中任教，並願意比照陳氏對待賀濤的禮遇而奉其如上賓。賀濤馬上致書徐世昌並表達辭謝之意，徐氏隨即回書並再次盛情邀請，賀濤並沒有立刻答覆，隨即結束京城之遊而返鄉家居。這期間徐氏又再三透過陳啟泰、武錫珏等人向賀濤進行敦勸，終於賀濤為徐世昌的真誠打動而回書答應了徐氏的邀請，並於第二年（1906）的春季赴京城北池子的徐氏家宅正式就館。
此後徐、賀兩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徐氏政務之暇則與賀濤談詩論文，切磋學問，也時常談論政務和時局方面的事情。除此之外，徐世昌還把他當時正在續修的徐氏族譜稿本拿給賀濤審閱，並囑託他進行刊正、修訂。壽豈堂徐氏家譜創修於清道光初年，纂修者為五世徐炘（字吟香，號晴圃），至光緒初年，炘子徐墀再行續補，至此徐世昌又進行第三次修補並準備刊印行世。賀濤在完成徐氏族譜的訂正工作後，連帶觸動自己長時間以來的胸中所感，一併發而為文並書于徐氏族譜之後。賀濤認為，一些達官貴人志得意滿，自我感覺良好，故往往會鄙薄祖先的言行。而自晚清西風東漸以來特別是清政府實施新政後，一些浮動之士憑藉所知的一點西學皮毛大肆攻擊自己國家五千年的傳統文化為陳舊、落後的，“必欲削除之以為快”。如果任由這些躁進之徒為所欲為，則“身與家且慮顛隕，遑問國乎”？反觀徐世昌，他作為膺寄清廷新政之重的朝中要員卻並沒有一味地趨鶩西學、西法，而是在政務之餘從事於續修家譜、纂輯世德的工作。故賀濤最後總結道，“將變所趨，必定所守，守之愈牢，趨之彌猛”，引進西學沒有必要打倒傳統文化，反而只有守住傳統文化的根才能更好地引進西學，改革政治，“乃能於所當變者遭疑阻而不撓，銳進而不知止，而果有成效之可期也”。
在幾乎同時賀濤應徐世昌之請所寫的另一篇文章《題御製十臣贊冊》中，賀氏也表達了大體相近的對晚清時局的所思所感。文中首先對比了乾隆朝宇內清平、國家無事的盛世景象和當今世變日急、內憂外患的衰亂情形，認為“循舊不足以為治，將取古法而更張之”。也即國家在政治上應有所改革以應對時局，但是一些只想著學習西法的官員卻不懂得踐行“以忠誠謀國，以勤篤任事”的為官做人之道，反而一味詆譭古人、古法，甚至不惜廢棄中國人傳承千年的禮義綱常。賀濤認為，這些人的行為皆是“無定識於中，而憤時橫議”，換句話說都是一些意氣用事的憤青，如果任由他們來主持朝政、施行新法，“恐或有潰裂而不可收拾之虞”。由此可見，賀濤對當時世道和政局還是有很清醒的認識，他並不反對實施新政，但希望能由像徐世昌這樣公忠體國、有守有為的開明官員來主持之，這樣才有可能使國家走上穩健發展的富強之路。
賀濤到徐家就館不久，忽然接到直隸布政使毛慶蕃來信，轉達直隸總督袁世凱欲在保定蓮池書院舊址設立直隸文學館並欲聘賀濤為館長的訊息，賀濤在與徐世昌溝通之後，隨即答應了袁、毛的邀請而結束了徐氏家館的教職。雖然此次賀濤館于徐世昌家僅兩月有餘，但是二人彼此卻有了更深的瞭解，徐敬重賀的道德文章和學問見識，賀欽佩徐雖身居高位而不改文人本色的官員氣度，所以二人此後雖分處異地卻留下了更多的文字交往。
1905年清政府設巡警部，次年改稱民政部。圖為1905年底巡警部改稱民政部時，官員們在民政司前合影。前排右起：補巡警部右參議吳廷燮、右侍郎趙秉鈞、兼署巡警部尚書那同、巡警部尚書徐世昌、左侍郎毓朗、尚書耆尚。
文字交往
光緒三十三年（1907）初，東北改設行省，徐世昌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奉天等地將軍事務。當時在保定任文學館館長的賀濤專程到北京為徐世昌送行，並寫下了一篇情義懇摯、洞見深刻的《送徐尚書序》，成為二人深厚友誼的文字見證。其時東北剛剛經歷日、俄戰爭的洗禮並隨時面臨被兩大帝國主義瓜分的危險，內政、外交皆困難重重，徐世昌以翰林出身的一介文官而出掌首任東三省總督，其任務之複雜、艱難可想而知。
徐世昌見到賀濤後，首先向他諮詢東三省的事務該如何辦理，並慨嘆“吾政不修，外侮且至，既劫於外，悉暇自治？”當賀濤反問徐世昌有什麼想法時，徐氏把自己提前謀劃好的東北施政方針、政略全部告訴給賀濤，並希望他能提一些好的建議。賀濤聽完之後覺得徐氏的施政方略完整全面、有針對性且緩急得當，自己“雖欲有所建白，竟無一事可假以進言”。賀濤雖自謙無所建言，可還是在文中為徐世昌指點了一條雖非當時急務、卻關係到東北長遠發展的太平洋海權戰略。賀氏認為，“商業之贏縮，視海權之張弛”，而當時東北的實際情況是，“太平洋之權已見奪於日、俄兩國，則權之在我者無幾存”。所以賀濤建議徐世昌到東北後，在現已制定好的政略付諸實施並取得一定成效後，當致力於爭取太平洋制海權，“與群強爭雄於海上”。賀濤的此項建議雖然未必來得及為徐世昌所採納並實施，可是依然不掩其深刻的政治洞見和戰略價值。
徐世昌到達東北不久，賀濤便從保定給徐氏發去一信，即為《上徐制軍書》。文中對徐世昌出任東三省總督以及東北未來的發展充滿了希望，並從內治、外交、內交三個方面給徐氏提出了中肯的建議。關於內治之術，賀氏以為“但使所設司道官舉其事、人堪其官足矣”；外交則比較複雜，賀氏主張以極大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對待日、俄等外部勢力，反對以簡單、幼稚的方式觸怒對方而激化彼此關係；關於“內交”，其實就是處理好地方督撫與中央政府的關係，而這尤其是賀濤所要向徐世昌進言的。賀氏認為，雖然朝廷降旨給了徐世昌“便宜行事，不為部例所拘”的欽差特權，但是徐氏卻不可過分倚仗之，如果當自己在地方想辦什麼事情而中央有不同意見時，應該想辦法以理說服之，而不可意氣用事與之對抗，這樣才不致於破壞彼此正常關係，什麼事情也就都好辦了。特別是張之洞、袁世凱近來都被召入軍機處，主持中央政府日常工作，以他們的威望和如今所處的地位，徐世昌對其“尤宜禮下之毋抗”。最後賀濤向徐氏建議“莫若讓善巡撫，而歸功樞臣，有事則諮焉，有疑則質焉”，這樣才能使各方勢力對其消除忌妒而多所贊助，從而使想辦的事情皆能順利完成、實現。
徐世昌接到賀濤的建議書信後，立即給賀氏回書，向其詳述了自己主持制定的東北施政方略以及當前所遇到的難題，希望賀氏能繼續有所建言。賀濤不負所望，再次給徐世昌修書一封，即為《復徐制軍書》。文中賀濤再次強調內治不僅要做到官舉其事，還要實現人堪其官，不過目前“所難者惟在得人耳”，鑑於人才難得，又很難短時間內培養，故賀濤建議徐氏“即現所委任者策厲之可也”。針對徐世昌來書提到的屬下辦事人員“中駟為多，且不盡可用，宜加淘汰”的問題，賀濤認為既行淘汰之後，剩下的這些“中駟”應該都是可用的，只須“以伯樂相之”、“王良、造父御之”，也就是說經過上司的慧眼識別和用心栽培後，這些人還是能夠成為優秀人才以發揮其應有功效的。其次針對日本駐兵間島、意欲有所圖謀的問題，賀濤認為應該“起而詰之，不少退讓”，這樣既能降伏日本的驕橫心理，也能讓其他列強知難而退，不再對東北懷有非分之想，從而保證東北的主權完好無損。最後賀濤對徐世昌提出的“定官制、造人才、御外侮、平內患”的施政方略表示了高度的讚許，認為此十二字內容綱舉目張，囊括無餘，自己也沒有什麼更好的建議了，並向徐世昌推薦了兩名優秀人才，希望徐氏能量才任用之。
宣統元年（1909）初，徐世昌被清政府任命為郵傳部尚書，從東北迴任京城，賀濤得知訊息後，立即給徐氏去信表示祝賀併為其履新獻言獻策。賀濤認為，新政實施以來國家各項事業都取得了長足進展，只有西北一帶由於交通不便而依然貧窮、落後，“故鐵路之敷設，惟蘭州為最急”。在郵傳部的政府公告中聲稱鐵路的建設應從政治、軍事、商業三個方面進行規劃，可是在實際建築過程中卻往往只考慮商業利益，導致對國家政治有重要意義的事業反而被放到後面了。賀濤認為，在當前這樣一個實施預備立憲的特殊時期，政府的各項事業應圍繞國家政治進行通盤考慮、實施，郵傳部的鐵路建設“宜暫緩所急，勉為其難，而併力於西蘭一路”，這樣才能使西北地區儘快改變落後面貌，而與整個國家的新政程序保持一致。同時賀濤建議徐世昌主持的郵傳部應儘快將船政、郵政的權力收回，津浦、粵漢及湖北境內的川漢鐵路的籌備、規劃方案也應由郵傳部統一管理並對外公告，總之他希望新到任的徐世昌能革新部務，有所作為。最後賀濤聲稱自己在文學館已三年，“在新世界中講論舊學，又無成效可言，自愧殊甚”，雖是自謙之言，亦透露出他對自身際遇及世道變遷的感傷之情。
賀濤身後
民國元年（1912），清帝退位，民國肇建，兩個多月後賀濤在故城家中不幸因病去世。時任國務卿的徐世昌不忘故交，擔心賀濤身後文字湮沒，毅然出資刊刻其文集、尺牘，此即為民國三年（1914）七月印行的《賀先生文集》。徐世昌還專門為該書撰寫了一篇情義深摯的序文，文中不僅系統梳理了桐城派的源流、義法和代表人物，並充分肯定了賀濤的文學造詣和在桐城派系譜中的地位，同時念念不忘兩人“相交最篤以久”的深厚情誼。不僅如此，徐世昌還為這部文集題詩一首，以頌揚賀濤的文學成就並記錄兩人交往過程中的難忘經驗以及與其後人的交遊緣起：
蔚起桐城後，斯人去不留。奇文追史漢，大業繼韓歐。待客曾懸榻，藏書正起樓。鳳毛能似續，琴劍復從遊。
詩中的“鳳毛能似續，琴劍復從遊”指的就是賀濤之子賀葆真（字性存）能繼承父業，“沉默能文”，徐世昌念及故人情深，亦欣賞賀葆真的才華，所以將其招致幕中。賀葆真常年為徐世昌幕賓，為徐世昌打理內務，整理圖書，幫徐世昌編書並出版等。徐世昌曾有《簡賀性存》一詩，對賀葆真讚賞有加：
萬軸牙籤費校仇，百花深處隱書樓。文章宗派承先業，目錄名家接勝流。獨慨荊駝存逸史，續將風土記深州。儒門世德清芬遠，小阮才華邁應劉。
徐世昌藏書處名曰書髓樓，藏書數量很為可觀，賀葆真為其編《書髓樓藏書目》八卷，著錄經部四百部、史部一千部、子部八百部、集部五千部，共七千餘部。間有稿本、明刊本，主要為清人詩文集，專錄清人別集書目約二千七百種。書目編成之際，徐世昌賦詩一首，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賀葆真的讚賞與感激之情：
淡泊終懷無與儔，煩君為我典書樓。眼中白黑分知守，案上丹黃費校仇。籤帙縱橫十萬卷，古今鎔鑄幾千秋。裒然編目成書後，海上虹光射鬥牛。
賀濤之孫賀培新（字孔才）雖與徐世昌輩分、年齡相差懸殊，且分處京、津，彼此很難有深入接觸的機會，但是其憑藉家世和才華還是贏得了徐世昌的青睞。賀培新曾在徐世昌下野後到天津徐宅登門拜訪徐氏，不僅得到了徐氏的熱情接待和溫言勖勉，還獲贈徐世昌為其親筆書寫的墨寶，這些在賀培新為徐氏所作的《弢齋先生七十壽序》中都有所反映。
徐氏在《跋賀孔才印譜》中雲：“賀孔才博學善文，能紹其祖業，是少年英俊之士。讀書之暇，喜刊印。習此藝者須熟於小學，遊藝於秦漢之上，故述次以發其意。”可以說對這位晚生後輩的博學多才充滿了獎掖之意和欣慰之情。由於徐世昌在晚清民國政壇、文化界的聲望和地位以及徐、賀兩家的世交關係，賀培新對徐世昌亦充滿崇敬和感念，故在徐氏於1939年去世後，專門為其編撰一部《水竹邨人年譜》，不僅為徐氏留下一份完整的生平記錄，也為徐世昌與武強賀氏三代人之間五十多年的交遊歷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參考文獻
［1］賀濤撰，祝伊湄、馮永軍點校：《賀濤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2］賀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賀葆真日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
［3］賀培新著，王達敏等整理：《賀培新集》，鳳凰出版社，2016年。
［4］劉聲木撰、徐天祥點校：《桐城文學淵源考撰述考》，黃山書社，1989年。
［5］徐世昌：《跋賀松坡遺象》、《跋賀孔才印譜》，見《退耕堂題跋》卷四。
［6］徐世昌：《水竹邨人集》卷二，天津徐氏民國戊午（1918）刊行。
［7］徐世昌：《海西草堂集》，海王邨古籍叢刊本，中國書店1991年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