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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淵，即今日的河南濮陽，它對宋朝的重要性，一如現在的天津對北京。
200多里的距離，以契丹輕騎兵平均日行180裡的速度，一天半左右即可兵臨城下，扼住宋朝的要害，猶如打蛇打七寸。
長於婦人之手，喜好讀書，樂進士人的宋真宗趙恆當然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事實上，父親趙光義三徵契丹三次大敗留下的對契丹的恐懼，已經對皇帝的心理健康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除了內心的恐畏，另一個原因也使得他沒有必勝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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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79年宋與契丹正式交戰以來，宋朝軍費開支連年遞增。中央軍至宋真宗時已達43。2萬人，地方軍也近50萬，光養這些兵，每年就要支出5000萬緡，相當於人民幣15億。
趙恆御宇初期，中央財政收入還能勉強應付這些開支，但到了後期，也就是趙恆“龍馭上賓”的前兩年，中央財政收入為1。5085億緡，相當於人民幣45億，而當年支出則為1。2677億緡，國庫裡的錢已所剩無幾。
國家財政出現危機，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向百姓增稅，導致民怨沸騰，社會矛盾凸顯。趙恆的日子很不好過。
趙恆發自肺腑地想要做一個安穩天子，不想給自己添麻煩，也不想給百姓製造不安。
國家疲敝的現實加深了他的弱性。不及交手，趙恆已經自我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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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事情往往就是這樣：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趙恆想要做沙子裡的鴕鳥，但契丹人卻不給他這個機會。
由於實行“全民皆兵”制度，至契丹第二個皇帝耶律德光，其兵力已達50萬之多，且多為騎兵。
耶律德光死後60多年，趙恆的宋朝所養的軍馬也才20萬匹左右。
北宋時期優良戰馬的產地，一是燕雲北地，一是甘涼河套，前者已為契丹所奪，而後者則在1002年被党項人攻佔。
時人普遍認為“軍事之先，莫如馬政”。失去養馬之所，現有的戰馬又比不了敵手，這讓趙恆根本沒有強硬的資格。
此時掌握契丹實權的是太后蕭綽，此人果敢有決斷。宋朝在太宗時期的節節失敗，以及真宗敗於党項，讓她看到了趙恆的可欺。加之因為“重用降人”，對宋朝內部形勢必然知曉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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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年秋，蕭太后與契丹國主耶律隆緒親提20萬大軍南下，在攻佔了現在的河南清豐以後，將澶淵城三面包圍。
聽到契丹圍困澶州，近逼開封的訊息，趙恆徹底慌了神。他想到了逃命，逃到哪裡去呢？近臣有的說像唐玄宗一樣去四川，有的說去金陵。
趙恆斟酌再三，覺得金陵山水佳景，姿態婀娜，是個好去處，便收拾細軟準備動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寇準阻止了皇帝的行動。
在寇準看來，遷都的舉動無疑會將國家帶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而契丹兵鋒雖勁，但如果皇帝御駕親征，必能鼓舞士氣，鹿死誰手還不一定。
趙恆勉強答應，可是當車駕來到現在的河南滑縣時，趙恆又打起了退堂鼓，因為近侍告訴他，契丹人又往前線增兵了。寇準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趙恆這才老大不情願地來到了澶淵城。
當宋軍看到城頭晃動黃龍旗後，果然如寇準所言，“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
這時老天也來幫忙，契丹總司令官蕭撻凜被宋將射殺。主將一死，諸軍心亂，鬥志全無，蕭太后決定罷兵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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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太后心情沉痛，但腦子卻一點也不糊塗。她要求與宋朝皇帝訂立盟約，獲得一些實在的好處，否則回國不好交代，趙恆自然求之不得。
讓奉行大棒政策的敵人撤兵，宋朝付出了每年給契丹10萬兩白銀，20萬匹絹的代價。
當然，為了顏面上的好看，趙恆在盟約上將這筆錢稱作“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此外，兩國還互開邊境貿易，互通有無。戰前契丹不讓匹馬入宋，盟約簽訂後，馬匹也成了邊境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盟約簽訂後，契丹與宋有了121年的和平局面。正是有了這段不見兵戎的日子，契丹才出現勝景之期，宋更是了不得。
這121年，在宋為宋真宗至宋徽宗，雖時有西夏寇邊，但終究向宋稱臣，金人襲擾，以致靖康之恥，已是後話。這段歲月，宋朝基本處於國穩民富的狀態，最盛時當屬宋仁宗趙禎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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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戶數是衡量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1029年，全國戶數為1016。2689萬；1042年，達到1037。7640萬戶；1048年，增至1090。4434萬戶；1060年，增加到1246萬戶。
“仁宗盛世”的另一個表現在於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宋仁宗慶曆年間，朝廷每年能徵收2200萬貫的商業稅，相當於人民幣66億元。
這是對內，對外的海關收入，在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年～1063年），每年達到53萬貫，相當於1。59億元人民幣。
商品經濟的繁榮，加大了對重金屬的需求量，同時，科技的發展也使採礦量大幅提升。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年～1053年），朝廷年得鐵量為7124。1萬斤，年得黃金1。6萬兩，白銀21。9829萬兩，黃銅510。0834萬斤，鉛9。8151萬斤，錫33。0695萬斤。
宋仁宗時，中國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交子以鐵錢作為本位，每兩年發行一次，每次發行額為125。6340萬貫。為了保證交子隨時兌換，朝廷還另外儲備了36萬貫銅錢。
北宋中期如嬰孩般地迅猛成長，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也是時代進步所致，但客觀地說，如果沒有一個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很難有如此巨大的成就。
每天打打殺殺，如何能一門心思搞建設？宋真宗時的國民經濟雖沒有仁宗時那麼發達，但是10萬兩白銀，20萬匹絹，只佔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用這小小的付出，換來百年的寧靜，“無疑要比戰費來得便宜”。對宋朝來說，顯然是筆劃算的買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