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傳》中，關於女性的記載有不少，其中大部分都是貴族女性。由於貴族佔據統治地位，貴族女性也因此獲得了參政的便利，無論是被動參與還是主動參與，或多或少都與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女性參政情況，實際物件是貴族女性參政。
一、對立嗣產生影響
在西周時期，宗法制度中最重要的嫡長子繼承製已經建立，到了春秋時期，這一制度雖然得到延續，但卻不斷被打破。在嫡長子繼承製的框架下，王位由王室正妻所生的長子即嫡長子繼承，在正常情況下，這一制度避免了王室公子為爭奪王位而廝殺，有利於王室血脈的留存及維護王室的穩定。
在春秋時期，《左傳》中女性對立嗣產生影響的情況主要分為兩種：一是按照禮制，王位由嫡長子繼承，夫人的長子憑藉母親的地位身份可以順利繼承大統；另一種就是違背禮制，人為地干預立嗣。
遵循嫡長子繼承製的情況。《左傳·隱公元年》中對聲子和仲子的兩個兒子的記述就很好地說明了在遵循嫡長子繼承製的情況下，不同身份的人所應該處的位置：這裡，一共出現了三位嫁給惠公的女性，分別是孟子、聲子、仲子。孟子死後，由聲子作為繼室，但她也只是妾，而仲子作為魯夫人，是魯國國君的妻子，是正室。
因此，仲子所生的兒子為魯桓公，被立為太子，而聲子所生的兒子魯隱公即使比魯桓公年長，但也只能輔佐弟弟魯桓公。聲子與其子魯隱公安分守己，不爭權奪位，只是輔助魯桓公攝政，因此在聲子去世之後，聲子也受到了史家的讚美。
正如《左傳·隱公三年》記載：因為聲子不是正妻，所以不能按照國君妻子的待遇來安葬，也不能稱其為夫人，但史家稱聲子為“君氏”，意思就是“君夫人”，是尊稱。由此可知聲子終其一生，行為都不逾矩，並且受人尊敬。
嫡長子繼承製的補充情況。除了嚴格按照嫡長子繼承製來確立太子的情況，還存在兩種對嫡長子繼承製的補充情況。其一是君夫人對無嫡長子的立嗣擁有話語權；其二是君夫人可以視養子為其子，從而使養子獲得被立嗣的權利。
《左傳·哀公二年》中有一則記載反映了在沒有嫡長子的情況下，君夫人對於立嗣也有話語權。衛靈公在郊外遊玩時子南替其駕車，衛靈公因為沒有嫡子便說要立子南為太子，子南沒有回答，第二次衛靈公再提及的時候，子南卻說國君沒有和君夫人、卿、大夫、士商量立嗣的事，他如果聽從就是有辱國君的命令。
從子南之言來看，在沒有嫡長子的情況下，君夫人對於立嗣也擁有話語權，而且話語權在三揖之上，可見立嗣並非只由國君、臣子商議，在這樣的情況下，君夫人雖是有干預立嗣的權利，但商議立嗣的話語權是符合當時的禮制的。
嫡長子繼承製規定正妻所生長子才能繼承王位，但有時也有例外，正妻之子也可以是養子。《左傳》與《史記》都記載了衛莊公夫人莊姜無子，以戴妨之子為養子的事情。讓莊姜收養子、立養子為太子也都是莊公的命令，莊姜作為國君夫人，身為其子，就獲得了身份上的認同，可以視作莊姜之子，因此養子就可以順理成章地作為嫡子被立為太子，這也是符合規制的。
違背禮制的干預立嗣情況。在春秋中，一字寓褒貶，上文“君氏”就是很好的說明，但春秋時期的嫡長子繼承製在部分國家原本就屬於禮制，君氏和魯隱公不過是依照禮制來約束自己，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似乎也沒有載入史冊的必要，但卻被有意記載下來，可見在當時，不符合禮制的現象較為普遍。
在春秋時期，出現了多例女性干預立嗣的情況。在《左傳》中，武姜、宣姜、麵姬、穆羸、宋襄夫人、戎子、孔姬等女性都曾干預立嗣。《左傳·隱公元年》記載：夷姜與衛宣公生急子，宣姜與衛宣公生公子壽和公子朔，當夷姜自縊後，宣姜與公子朔就在衛宣公面前詆譭急子。甚至於在急子被派往齊國的道路上設下埋伏。
在宣姜的立場上，她想要讓自己的兒子被立為太子，因此急子就成了她最大的阻礙。她最終以失去她的一個兒子為代價剷除了急子，因此公子朔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太子，繼位為衛惠公。
二、對政治問題進行勸諫、評議和干預
貴族女性由於社會地位較高，往往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著開闊的眼界，究其根本是貴族階級的出身使她們更接近權力的中心。貴族階級的出身是決定性條件，而良好的教育和開闊的眼界是女性參政的內在條件，接近於權力中心則是女性參政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正是這些條件，給貴族女性對夫君的勸諫以及對政治問題進行評議或干預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
對政治問題進行勸諫。貴族女性與政治的距離著實不遠，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勸諫有時可能並不是出於對政治的考量，而是從君王、父親、夫君的角度出發，在勸諫他們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政治色彩。
《左傳·成公十五年》記載了晉大夫伯宗的妻子對其的勸諫，伯宗妻從伯宗的性格出發，指出夫君的性格比較直爽、不夠圓滑，說話往往剛直容易得罪人，加之丈夫官至伯宗，百姓不滿的情緒已經在醞釀，伯宗妻察覺到了直言很可能帶來災禍，於是勸諫丈夫要堤防著。
此外，還勸諫丈夫給他們的孩子州犁找來了侍衛以保護其安全。伯宗也認可了妻子的建議，最後果真被妻子一語言中，伯宗也因聽取了妻子的建議而護得其子周全。
對政治問題評議。春秋時期是一個以男性為權力中心的社會，身為貴族女性，她們的角色往往是女兒、妻妾，在她們對男性的勸諫中，她們往往是從男性的角度出發，但是在對政治問題的評議上，女性也表達出了自我的意見。
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是定姜，她作為衛定公的夫人，最接近於權力中心，且她對於政治問題的評議，所涉及範圍也比較廣。首先，定姜對於衛太子就曾有過評議，《左傳·成公十四年》記載：定姜看見太子衍在定公去世時並不難過，於是預言衛國會在太子即位後招來禍患，並且會從定姜自身先開始。
在定姜說完之後，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夫們的反應，大夫們無不恐懼，孫文子更是不敢把寶器放在衛國，同時還與晉國大夫交好，可見孫文子早早地開始做準備要離開衛國，或者是給自己留下後路。對於即將新立的國君，大夫們沒有表現出擁戴，而是聽信定姜的評議，可見定姜對於事情的判斷力是有目共睹的。
對政治問題進行干預。貴族女性對於政治問題的評議往往是表達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並不實際參與到政治事務當中，但是對於政治問題的干預則涉及到女性的政治參與及其對政治產生的影響。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了齊姜與晉大夫子犯設計送重耳出齊國的事。重耳到齊國之後，安於齊侯給他提供的安逸的生活，齊姜卻認為重耳應該有遠大的理想抱負，直言勸諫，重耳不聽，於是齊姜與子犯便灌醉重耳，乘機送他出齊國。由此可見齊姜也是一個在政治上有主見、有長遠眼光的女性。
三、在聯姻關係中充當兩國的橋樑
婚姻關係是女性一生當中比較重要的社會關係，婚姻關係到兩個家庭，尤其是上層貴族女性，例如國君夫人、國君之女、太子之妻之類，婚姻更是上升到兩個國家間的關係，所以聯姻語境下女性的態度和表現就變得尤為關鍵。
聯姻中的幫扶力量。春秋時期，貴族的婚姻往往是經過了利益考量之後的結合，這種相互間的利益關係也是維繫兩國外交關係的重要紐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記載：文贏是秦穆公女兒，她要求其子晉襄公放歸其母國戰敗的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位指揮軍官。其中孟明視為大將，西乞術、白乙丙為副將，皆為秦國大將。
文羸可能擔心秦晉兩國仇怨太深，可能擔心母國秦國失去三位大將，所以從晉國角度來勸說其子晉襄公放歸三人。聯姻關係中不僅僅是女性為母國謀福祉，也同樣存在母國幫助夫國的情況，《左傳·閱公二年》記載：齊僖公女宣姜與衛昭伯生衛戴公，衛被狄國滅國後，齊國幫助衛戴公立為國君，暫時寄居在曹邑。
齊國派戰車三百輛、披甲戰士三千人駐守曹邑，並且贈送給衛戴公駕車的馬匹，祭服、牛、羊、豬、雞、狗、門材、魚軒、重錦。由此可見齊國對於衛國的援助是多方面的，政治上幫助立國，安全上幫助駐守，經濟上給予豐厚支援。
聯姻中的糾葛矛盾。聯姻在關乎兩個國家的情況下，女性的一舉一動似乎都需要小心謹慎，因為此時女性已不僅僅代表她自己，更是代表了她的母國。
齊桓公與蔡姬之間的矛盾在《左傳·僖公三年》中有記載：蔡姬是蔡國人，她在與齊桓公乘船時搖晃船隻使得桓公受驚，桓公禁止她搖晃她卻不聽，桓公只得把蔡姬送回母國但沒有廢除婚姻關係，但是蔡穆公卻將蔡姬改嫁。
也正因如此，《左傳·僖公四年》裡記述第二年春天齊國就發兵攻打蔡國。這期間的矛盾糾葛起源於女性，然而一旦上升到國家之間的問題，稍有不慎也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但這就與聯姻的初衷背道而馳。
四、總結
春秋時期發生的社會變革體現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其中包括女性參政，因此參政女性族姓問題的不同，女性的參政範圍、權力大小的不同都可以從社會變革中尋找到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