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是一段由英雄譜寫的壯麗史詩，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現一些神明一般的人物。
他們超越了天命的打壓，撥開命運的烏雲，用自己的功績為後世幾千年的歷史定下了基調，制定了規則。
秦始皇
如秦始皇在橫掃六合之後，大力推行書同文、車同軌以及統一度量衡，並且將君權理念注入到絕大部分華夏人的骨髓，使得後世的人能在精神上成為一個整體。
無論中國今後割據勢力多麼強大，社會格局多麼混亂，統一都是必然趨勢。
始皇帝奮六世之餘烈，以一己之力將散落的中華民族鑄成一個整體，才避免了中國像歐洲一樣小國林立，他以凡人之軀，比肩神明。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也正是前文所述的那種憑一己之力而給後世定下基調的人。
如果沒有他，咱們上古時代幾千年的歷史就可能只是神話，無從考證。
而《史記》這千古不朽的皇皇鉅著，也只有司馬家才能寫，唯有司馬遷才能執筆，換成其他任何一個人都缺少一種無法言語的內涵。
為什麼這麼說？這需要從司馬遷的身世說起。
司馬遷的史學世家
關於司馬氏的起源，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就多有表露，他把遠古時代的重黎氏引為自己的祖先。
而重黎氏在夏、商兩代時世序天地，及至周宣王時，重黎氏的諸多後代中出了個叫休父的人被封在程地，官至司馬，輔佐國政，執掌軍隊。
在休父平定了許方之後，周宣王因其功勳卓著允許他以官職為姓，於是休父之後就改姓司馬。
司馬氏後來又分為兩支，一支仍“以官為氏”而稱司馬氏，另一支“以國為氏”稱程氏。
繼續以司馬為氏的這一支世代為史官，至東周周惠王、囊王時期王室大亂，司馬氏於是前往當時的大國晉謀求生路，並且分散定居晉地。
公元前621年，晉襄公逝世，國相趙盾執掌政權，就在趙盾春風得意之時，一股反趙同盟正在相互勾結，一場晉國內亂即將拉開序幕。
而司馬遷祖上的那一支，不願過多地捲入這場內亂之中，於是去晉適秦定居少梁，從此紮根。
司馬遷大費筆墨的說明自己的身世，大概是為了說明自己出身於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史官世家，他所著《史記》有著豐富的史料支撐。
司馬遷的祖先定居秦地之後世代仕秦，他的八世祖就是與張儀辯論伐韓、還是伐蜀的司馬錯。
他的六世祖為白起的部下，而且祖父司馬喜、父親司馬談都是漢朝的太史令。
司馬遷
他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初年世襲了太史令的職位，這個職位權力不大，但他非常喜愛這個職業。
並且他在當時的三大儒唐都、黃子、楊何的悉心培養下成為了一個通曉天文、陰陽吉凶，信奉黃老之學的大學者。
“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易》於楊何，習道於黃子。（《史記·太史公自序》）”
從司馬遷懂事起，司馬談的言傳身教，也使得司馬遷立志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史官。
及至司馬遷年長，司馬談將他安排到了古文學大師孔安國門下學習《古文尚書》，在今文學大師董仲舒門下學習《公羊春秋》。
今古並休、廣泛涉獵諸子百家的各種著作及史書養成了他精益求精、批判性繼承的精神。
於是他在大量閱讀書籍之時不僅予以詳細考究，還不一味的迷信權威全盤接受他們的思想，而是批判性的繼承和吸收其合理核心。
就算是他老師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他也有所批判、有所取捨。
這也使得司馬遷在創作《史記》之時，有著豐富的史學修養與文學素養，正是這些在年輕時候養成的批判性精神，使得《史記》在創作之時對那些荒誕不經或者不可考信的橋段均捨棄不錄。
司馬遷出生史學世家，擁有別人無可比擬的第一手資料，且自幼經父親及大儒們的薰陶而養成了精益求精、批判性的精神，這也是《史記》名垂千古的原因之一。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司馬遷不僅有著讀破萬卷書的意志，還有著行萬里路的實踐精神。他在吸收了前人的優秀成果之後，又始終覺得他所學的都不是第一手資料，這些二手資料難免有所紕漏。
於是他抱著“紙上得來終覺淺，覺知此事要躬行”的精神，在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開展了一場全國範圍內的實地調研，以求對歷史進行詳細的考察和獲得第一手資料。
後來他又以太史官的身份得以和漢武帝巡遊各地，得此機會，他不僅見到了恢宏大氣的大漢盛世，也對許多地方的歷史問題進行了細緻的考察。
他在元鼎六年時又奉命出使西南。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登九嶷觀舜所葬之地，又下江南過錢塘由吳至越，探尋越王勾踐臥薪嚐膽之處，然後前往姑蘇，在春申君的舊城故宮逗留了一段時間，又接著北上探訪淮陰父老尋找韓信封王拜相前的故事。
又適齊、魯觀孔子遺風，接著在前往秦末楚漢風雲人物的故里探尋他的發跡秘密。然後考察了楚漢相爭的古戰場，體驗項羽的窮途末路，最後回到了長安。
項羽
透過這一次實地考察調研，司馬遷掌握了更多豐富具體的歷史資料，並且透過實地走訪，他印證了許多史書上的事實，也挖掘了很多流傳於民間的軼聞趣事。
如陳涉輟耕於隴上，大呼的鴻鵠之志，項羽劉邦的“彼可取而代之”和“大丈夫當如此！”，韓信發跡前的胯下之辱，陳平社宰，樊噲屠狗，周勃吹鼓手等等，這些王侯將相未發跡前的資料只能實地走訪才能得到。
正是司馬遷實地調研獲得的這些感性材料，才能讓他在《史記》中把這些風雲人物雕刻的栩栩如生、繪聲繪色。
也正是因為這些實地調研所獲得的材料，使得他對於許多歷史問題及民族問題，有著更為感性的認識，並且對《史記》“網路天下放失舊聞”的宗旨有著巨大幫助。
父死子繼，著書揚名於後世
司馬談著書的目的是“著書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然而在元豐元年，他跟隨漢武帝封禪泰山歸來之後就病倒在洛陽。
司馬遷聽聞父親病重，星夜兼程趕往洛陽。
在病榻上，司馬談拉著司馬遷的手將“著書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的重任交到了司馬遷的身上，並要求他“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同時司馬談也在臨終前將他著書的大致內容告訴了司馬遷：
一是效仿周公，歌“文武之德 ”。
二是繼春秋“修舊起廢”，為後人確立禮法、人倫準則。
三是以那些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為榜樣，透過弘揚他們的美好品質，為後世樹立豐碑。
四是歌頌漢武帝的大一統及大漢盛世。
接過重擔之後，司馬遷根據自己總結的資料和現存文獻開始了《史記》的創作。
令人遺憾的是，司馬談教會了司馬遷如何成為一個傑出的學者、一個優秀的太史官，卻沒有教他如何避開官場此起彼伏的爭鬥明哲保身。
就在他躊躇滿志，立志要寫第二部《春秋》以揚名萬世，光耀門楣之時。
卻因為李陵仗義執言而橫遭腐刑，究天人之際如何，通古今之變怎樣，他還是窮不盡人性的險惡。
他不明白在抨擊李陵才是政治正確的大勢所趨之下，雖百口而莫辨，況且他一個微末的太史官！
橫遭李陵之禍，為了完成《史記》司馬遷只得選擇處以腐刑而“苟活”。
李陵
這一突如其來的災難，帶給司馬遷不僅是生理上的自我認識障礙，還有儒家倫理文化上的問題。
被處宮刑之後的司馬遷不僅認為自己身殘汙穢、大質已虧，還有辱門楣、玷汙了父母及祖先。
並且在司馬遷的傳統觀念中有著“一陰一陽謂之道（《易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經》）”的觀點。
而此時的他身殘汙穢，失去了陽性又不具備陰性的資格。
於是他成了非男非女的“閹人”，這種自我認識的障礙，讓他痛不欲生。
本想一死了之，但是他想到了父親的遺命，並且“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於是他在“赴死”與“苟活”中選擇了後者，因為他明白“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正是這種屈辱與歷史使命感的劇烈碰撞，使得司馬遷在這場衝突中完成了對世俗生死榮辱觀的超越。
他要透過完成第二部《春秋》來完成他個人價值與榮譽的昇華，以及洗刷掉受刑之辱。
同時腐刑也帶給司馬遷思想上的轉變，在此之前，司馬遷都是像李白一樣以浪漫主義的精神去看待社會，並對漢武盛世滿是歌頌。
在此之後，司馬遷以理性、客觀的角度去看待這個所謂的“盛世”，更富有批判精神。
他借《史記》中的各種人物之口，表達了他自己的愛恨之情、是非之變。《史記》成了他抒發自己感情的一本著作，這也間接地昇華了《史記》的宗旨與主題。
史記的創作宗旨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很明確的指出了《史記》的創作目的：“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簡單來說就是透過對天人關係的討論，從而對古今歷史演變規律有一個系統的總結。
然後提出一套供後世大一統王朝長治久安的理論體系，這一過程有三個要點需要去一一完成：
一、融匯百家之言，整合文化。
二、探尋王朝興衰原因、興廢規律。
三、成為《春秋》之後又一偉大的史書。
一、 融匯百家之言，整合文化。
“六王畢，四海一”，伴隨著中華民族疆域上的大一統，為了適應這個歷史新局面，對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撥亂反正與整合已被提上歷史程序。
呂不韋正是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帝國對這一方面的需求，才命賓客編撰《呂氏春秋》為秦帝國日後對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統一做準備。
西漢建國伊始，面對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戰後局面，漢帝國選擇了“黃老思想”作為自己建國的指導思想。
但西漢歷經惠帝、文帝、景帝幾十年休養生息，時代已經開始變化。
歷經幾十年的隱忍，漢帝國終於積蓄好了力量與匈奴決一死戰，一雪漢初的白登之恥。所以為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統一文化思想成了必然趨勢。
所以在武帝時代，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之時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
不過這種儒術是一種融合各學派之長的一種新儒術，目的也是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文化需要。
而司馬遷著《史記》是為了“成一家之言”，這裡“一家之言”所指是對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指春秋戰國那段時間以來的文化遺產進行整合與去偽存真，建立自己關於王朝興廢、個人得失的思想體系以供後世學習與借鑑。
透過對《太史公自序》以及《報任安書》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司馬遷在對文化整合時的具體操作有三點：
一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二是“厥協六經異傳”
三是“整齊百家雜語”
為了完成這三項工作，《史記》的撰寫就要基於《六經》異傳中的史書，如《尚書》、《春秋》等。
所以司馬遷撰寫《史記》之時就曾大量的取材於這些書籍，同時這些書籍提供的豐富史料以及觀點成為了他評價歷史人物及事件的客觀依據。
在司馬遷之前百家雜語種類豐富，類別多樣，這些資料文獻的豐富在一定程度上給後人造成了一定的選擇困難，而司馬遷所作所為就是對這些百家雜語進行甄別與提煉。
基於百家雜語的甄別與遴選，司馬遷也在史記當中網羅不少傳聞，如司馬遷在《秦始皇本紀》當中收錄得有大量的石刻資料。
在《蒙恬列傳》中記述了蒙恬所修築的長城，直道等。
此外司馬遷還注重於樂府歌謠，俚語俗語以及被秦始皇焚燬的一些文獻書籍的收集與整理，並用通俗的語言描述得風趣幽默、傳神動聽。這極大豐富了《史記》的研究價值以及創作內涵。
這三項工作的開展使得《史記》當中融會得有齊魯、中原、巴蜀、荊楚、吳越文化甚至還包括得有匈奴文化。
司馬遷將分散零碎的文化整合為一個整體，使得中華民族各個地區的優秀文化得以繼承，從而提升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二、 探尋王朝興衰原因、興廢規律
《史記》的第二個創作宗旨就是對歷史上王朝的興廢進行一個系統的總結，從而得出一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為統治者提供一個足以借鑑的例子。
在整本書中司馬遷所總結出王朝興廢的規律及原因為民心的向背，而非所謂天命。
而民心的向背又以統治者是否施以仁政相關，在這方面的論述當中，司馬遷透過描寫劉邦與項羽進咸陽的不同表現，從而得出劉邦得天下，項羽失天下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劉邦
在劉邦進咸陽之時廢除秦朝嚴苛竣法，並且與秦人“約法三章”以至於“秦人唯恐沛公不為秦王”，而項羽進咸陽之後大肆屠戮秦人，毀秦國宗廟，殺秦王子嬰，燒秦國宮室。
在秦地行如此惡行，秦人無一不想生啖項羽，但是懾於項羽的威勢，他們敢怒不敢言。
正是劉邦與項羽前後進咸陽的極大反差，使得劉邦嬴得了秦人的民心，這也為漢軍後來飛速平定三秦提供了民意基礎，進而成為了劉邦奪取天下的資本。
所以說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愛民利民，這樣就會獲得老百姓的擁護，如果統治者施以暴政那麼這個統治者就會被老百姓拋棄，甚至老百姓會揭竿而起誅“獨夫”。
同時司馬遷也提到在順應民意，實行德政、仁政的同時也要注重人才的使用。
在《史記·秦本紀》中，司馬遷就頗費筆墨地描述了秦國是如何從一個邊陲小國逐漸發展壯大到一統天下的歷史程序。
這其中的各種因素很多，但對人才的重視、任人為賢才是秦國強盛的主要原因，如魏國不用商鞅而衰敗，秦用商鞅而奠定王霸之業。
正是對人才的不同態度才使得國家興衰不同。
所以司馬遷在讀完《秦記》後大發感慨道：“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這裡所謂“天所助焉”，大概就是感慨秦國能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
三、 成為《春秋》之後又一偉大的史書。
《春秋》是先秦時期孔子根據魯國編年史而修訂的一本編年體史書，這本書真實的記載了先秦時代各種人物事蹟及形象，也反應了這些人物所處社會的某些狀況與特徵。
並且在此基礎上孔子用其獨特的“春秋筆法”為我們勾勒了一幅他心中的是非觀，和一套治亂興衰的歷史規律以供後人借鑑，據傳關羽就對《春秋》愛不釋手。
《春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書籍之一，其中“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這就話就完美的概括了這本書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威懾力量。
孔子
但是在《春秋》之後歷經五百年，直到司馬遷完成《史記》之前，都沒有一本足以與《春秋》相提並論的偉大史書，於是司馬遷父子就夢想修一部用來“述往事，知來者”的史書來填補空白。
但是天不假年，司馬談早早離世。於是效仿孔子，完成繼春秋之後又一大典來貫通古今，盡載明君賢臣、忠義死節之士的重任交到了司馬遷的身上。
從《史記》的內容來看，它完美的貫徹了上繼《春秋》，下繼來者的創作宗旨。
它與春秋一樣，自始自終都將建立一個“王道”社會作為自己最高理想與政治抱負。
同時它不僅繼承了《春秋》“更化”的大旗弘揚變革精神，而且還總結中國歷史上王業興衰的規律，以此為後世提供經驗教訓。
並且司馬遷信奉鄒衍、孟子等人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迴圈論，經過推算從孔子出生時起到漢武帝時代已接近五百年。
並且當時漢帝國在文化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行大一統，在武功上北逐匈奴洗刷了漢初時的白登之辱，帝國境內一幅蒸蒸日上的景象。
漢武帝
由此可觀，司馬遷相信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就是那一個五百年才出一位的聖明之君，正是這輝煌大氣的時代鑄就了司馬遷的襟抱情懷，於是他決心要努力奮鬥做聖主時代的“名世者”，以此光耀門楣，流芳百世。
總論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步以人物為主題的紀傳體通史，為了完成這本鉅著司馬遷歷經無數磨難，並且這本皇皇鉅著在他死後幾十年才得以問世人間。
但就是這一部帶有鮮明時代氣息與個人情感的通史，不僅十分詳細的記錄了中國自上古時代到漢武帝初期的歷史使得中國歷史沒有斷層，而且其所開創的“紀傳體”也成為了後世史官修史的原則之一。
可以說司馬遷一個人的孤憤之戰，福澤後世千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