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公羊傳》出現的政治文化背景
《春秋公羊傳》最重要的思想是“大一統”，瞭解這一思想提出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我們才能體會“大一統”思想的歷史合理性。從政治背景說，秦統一以前的大約500年時間，史書稱之為“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荒謬、最痛苦的一個時段。《春秋》一書中，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正如《周易·文言》所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臣弒君、子弒父的人倫慘劇經常發生，人們見慣不驚，那不是很荒謬嗎？再看戰國時期的戰爭，《孟子·離婁上》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中，人命如草，朝不保夕。秦國長期實行“以戰去戰”政策，最終滅六國，廢分封，行郡縣，建立起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由於秦王朝尚缺乏管理統一國家的經驗，又以苛政峻刑治國，很快便被人民起義推翻了。漢朝立國，起初有過一個短暫的政治穩定時期，到了漢景帝時又發生同姓王七國叛亂，國家再次面臨分裂混亂的危險。
從文化背景說，當年孔子作《春秋》就是要鞭撻時代的荒謬，重新建立是非美醜的價值準則。孔子鮮明提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張，稱讚尊王攘夷，試圖挽救當時分裂、混亂的政治局面。戰國時代諸子蜂起，孟子提出天下“定於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其學術理論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條實現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的道路。漢王朝繼秦之後，吸取秦亡的教訓，除了在政治上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外，也開始在文化上探求長治久安的政策。
《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正是在這樣一種遠近背景下形成的，它不只是對歷史的發展方向所提出一種政治主張，同時也是對先秦儒家天下一統觀念的精煉總結。孔子去世後，其後學傳授《春秋》，公羊學派為重要的一派，其代表著作是《春秋公羊傳》，書中內容在先秦時期口耳相傳，至漢景帝時胡毋生等人將之著於竹帛。公羊學派在解釋《春秋》時，開宗明義，提出“大一統”的理論。這裡的“大”，意為“尊大”。“大一統”用現代漢語表達就是“重視國家的統一”。千百年來，這一思想對於維護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二、“大一統”思想的內涵
《公羊傳》鮮明地指出：“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公羊傳》作者相信《春秋》乃是孔子為“撥亂反正”而作，因此注重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力圖從字裡行間挖掘出孔子寄寓的政治觀念和社會理想。同時，在數百年的傳授過程中，歷代公羊先師又不斷總結先秦儒家的思想成果，不斷將深具時代內容的思想觀念融入到對《春秋》的解釋中來，闡發出一套以“大一統”為理論綱領的政治思想。
《春秋》隱公元年第一句經文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解釋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公羊傳》認為經文加“王”於“正月”之上，表明這是周王朝的正月，乃周王朝正朔所在，《春秋》以周曆紀年，意在尊王一統。《公羊傳》主張的“大一統”，是與尊王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強調“王者欲一乎天下”。尊王，加強王權，限制地方諸侯的權力，其目的就是維護大一統。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成為最高的價值、核心的價值。尊王是為恢復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穩定所採取的一種制度安排。它所極力強調的周王一統天下的局面，其實只是一種寄託，在春秋時代是不可能實現的。它真正的目的在於“以俟後聖”，所期待的是後世能實踐《春秋》經世大義、真正推動“大一統”實現的王者。
面對一個禮崩樂壞、兵燹連連的亂世，《公羊傳》渴望能挽救名分的廢潰，制止倫常的混亂。當一統的理想狀態不能實現的時候，“撥亂反正”，恢復世界應有的和諧與秩序則上升為第一要務。《公羊傳·宣公十一年》謂：“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實與而文不與”，就是默許諸侯的某些正義性的“專討”行為，即在理論上仍然不承認它的合法性，但對其產生的實際效果卻予以認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社會處於一種管理真空的無序狀態之中，致使諸侯滅國、臣子弒君父的混亂局面發生，罪行得不到應有的討伐與懲處。在這種情況下“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這就是說，在王者無法承擔起一統天下大任的情況下，應當依靠現實中可能的力量來維繫和恢復社會秩序，同時期盼有實力和能力的人站出來勇於承擔起社會的責任，強調對社會、對時代的責任感和擔當精神。
《公羊傳》系統總結了孔子的“夷夏之辨”思想，一方面批判“夷狄”侵害“中國”（“諸夏”）；另一方面又認為如果“夷狄”遵循禮義，認同“中國”的文化，則可以進為“中國”，而如果“中國”放棄了禮義，也可以退為“夷狄”。即取消了夷、夏之間的種族差別，而以文化的先進與否來區分“夷狄”和“諸夏”。《公羊傳》提出了文化落後民族在先進民族的影響下，逐步擺脫落後面貌，共同走向進步的設想。其謂：“《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最終的目標是天下一家，區分內外只是前進過程中的一個步驟。“大一統”裡沒有狹隘的民族觀念，它嚮往的是一種多民族融合的統一，表現出一定的民族平等意識，具有鮮明的進步特徵。
《公羊傳》所主張的統一不只是一種統一的形式，其深層要求是安天下之民。只有仁政的統一才能保持穩定，長治久安。暴秦的速亡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說：“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認為麒麟是仁政的象徵，只為真正的王者而出現，意指真正的王者是以仁政一統天下的王者。仁政首先是任用仁者，小人當道政治也不會穩定，因此《公羊傳》鮮明地舉起了“尊賢”的大旗，以“譏世卿”反對貴族世代壟斷官職，同時極力褒揚賢臣，貶斥“佞者”。《公羊傳》的主要仁政主張有：一是主張寬民力，不奢泰，不妨民；二是薄賦斂，反對橫徵暴斂；三是實倉廩，重民食。究其核心就在以民為本。
“大一統”說自《公羊傳》提出以後，經董仲舒等早期公羊學家的發展，在漢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方面成功地付諸實踐。其後，隨著理論的不斷完善和豐富，“大一統”成為中華民族固有的觀念，成為數千年來維繫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