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燦爛的宋代文壇，蘇轍雖沒有其兄蘇軾的耀眼奪目，但也位居“唐宋八大家”之中，影響頗大。他一生宦海浮沉，歷經坎坷，從嘉佑二年進士及第到政和二年逝世的55年間，大部分時間處於貶謫或閒居的境地。然而宋廷優待文人，即使他們處於貶謫的境遇，也不至於有殺身之禍，甚至還有復出之企望，所以宋代文人較前代文人多了一份豁達的心境，如宋初文人王禹偁雲：“平生詩句多山水，謫宦誰知是勝遊”。蘇轍亦是如此，每次貶官他都能隨遇而安，將謫宦的經歷看作是人生的磨練和難得的勝遊過程。
蘇轍每到一處，便飽覽當地自然風景、人文景觀，並吟詩作文，在這些詩文篇章中，可以一窺他的詩與遠方。元豐二年，蘇軾陷入“烏臺詩案”，為營救兄長，蘇轍被貶為監筠州鹽酒稅。南行途中，蘇轍過池州，記錄了池州蕭相樓的景色：“繞郭青峰睥睨屯，入城流水縠文翻。”過九華山，又說：“南遷私自喜，看盡江南山……忽驚九華峰，高拱立我前……”蘇轍不以貶謫為意，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他一向寡言持重，但此詩卻寫得浪漫奇妙。在黃州，他“山行得一飽，看盡千山綠”，旅行途中，蘇轍的關懷現實之心並沒有泯滅，有時憑弔古蹟遺址、借古諷今，如在《赤壁懷古》中透過追述三國時期的赤壁古戰場，意在說明宋與遼、西夏的大勢已定，暗喻王安石在西北的用兵政策。在武昌西山，蘇軾建了九曲亭，後來請蘇轍作了著名的《武昌九曲亭記》，其中有：“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每個人對快樂的體驗不同，蘇轍“以適意為悅”，就是他自己快樂的感受。明代茅坤認為此文“情與心思，俱入佳處”。蘇轍曾兩謫筠州，但每次都能隨遇而安，他說：“我來邂逅逢寬政，忘卻漂流身在南”，其散文名篇《廬山棲賢寺記》《東軒記》《黃州快哉亭記》等均作於此，堪稱古文經典。紹聖元年，他因反對哲宗恢復熙寧新法，被貶知汝州。來到這裡，他飲酒抒懷：“可憐汝陽酒，味與上國同。遊心四山外，寄適酒杯中。”後蘇轍又被貶至袁州、雷州、循州等地，他的心路歷程和謫宦勝遊之旅，莫不同上。
蘇轍的貶謫之路亦是他的交遊之旅。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孤立存在，蘇轍和其他人的交遊生活，正反映了他計程車人品格和精神世界。在他的貶謫生涯中，和他聯絡最緊密的當屬其兄蘇軾。蘇軾曾說：“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他們既是患難與共的好兄弟，更是情投意合的好朋友。蘇轍在南遷途中，曾護送蘇軾家眷往黃州，蘇軾以詩先迎之。蘇轍因風浪太大困於磁湖，無法馬上相見，乃作《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子瞻以詩見寄作》安慰其兄。一句“夜深魂夢先飛去，風雨對床聞曉鍾”，道出了兄弟情深，而“從此莫言身外事，功名畢竟不如休”，乃是蘇轍寬慰哥哥的真摯言語。患難之中見真情，蘇氏兄弟的貶謫，不但沒有中斷他們之間的聯絡，反而加深了兄弟之間的感情，《宋史》稱讚他們：“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
貶謫途中，蘇轍結識了不少朋友，如在筠州結識的毛維瞻、吳厚、洞山文老、牢山陳道士等人。“池塘草生春尚淺，桃李飛花初片片。一樽花下夜忘歸，燈火尋春畏春晚”，記載了蘇轍和筠州太守毛維瞻一同遊玩的情景；“問我近來誰復可，對君聊擬誦《周南》”，描述的是蘇轍和新喻縣秀才吳厚論詩說道的情況；宋代計程車大夫與佛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絡，蘇轍也不例外，他在貶謫途中交結了一些禪師，同他們參禪問法：“問公勝法須時見，要我清談有夜闌。今夕客房應不睡，欲隨明月到林間。”蘇轍從小身體不好，便與道士探討養生之術：“養生尤復要功圓，溜滴南溪石自穿。近見牢山陳道士，微言約我更三年。”由此可見，蘇轍並沒有因貶官而消沉頹廢，而是將貶謫看做人生的新旅程，並對人生有了更真切的體驗，他結識的這些好友，無論高低貴賤，都真誠以待。
蘇轍“不以謫為患”的精神，源於他計程車人品格。他早年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提出了“文者氣之所形”之說，讚賞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他認為，一個文人只有遊歷名川大山，交遊豪俊之士，才能養成文章之氣。因此，他每到一處，都用心欣賞每一道風景，珍惜每一位摯友，隨遇而安、修心養氣，所有這些，在他的詩文中都有體現。
一個人快樂的感覺，很大程度上受自己人生態度的影響，自己的心態坦然，即使身處逆境也會樂觀。這種詩意人生，亦是蘇轍的謫宦勝遊之旅，他在貶謫途中，看到美麗的自然風光、亭臺樓閣，便覺寵辱皆忘。“不以謫為患”，正是他的詩與遠方。（李天保 魯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