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是「世界預防自殺日」。
根據世衛組織的最新資料，因為自殺死亡的人已經多於瘧疾、HIV、乳腺癌、戰爭和謀殺。成為全世界 15～29 歲人群的第四大死因。
而這一切，其實本可以避免。
同樣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每一次自殺前，人們會有超過 20 次猶豫，如果能夠被各種社會機制保障，他們也許就能夠停下這樣的念頭。
26 歲的張小榛在聊天中，得知了 16 歲網友的輕生念頭。一次次地，她試圖迴應著女孩的「求救」訊號，用一個網友能做到最大的干預，去挽救一個鮮活的生命。
在一切還沒有發生的時刻，這張防護網上的每個節點似乎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到了理性的響應，但女孩最終還是漏了下去。
我們發出這篇投稿，旨在希望呼籲，一張編織得更緊密的救助網。聯動網路與現實更及時，更全面。不要再讓自殺的悲劇重演。
今年 2 月 1 號，小魚對我說，「我在思考到底有啥理由讓我必須活著。」
「感覺世界上確實有超級多美好的東西，但好像又不到必須去感受的地步」，她說。
這話聽著太熟悉了，我一個抑鬱症的朋友說過一模一樣的。
糟糕，我心想。
這是小魚第二次向我發出這樣的訊號。
去年 9 月的某天，她跟我說，她不想活了。
觸發這種想法，是弟弟拿她放在家裡的舊手機到學校玩通宵，上課睡覺被老師抓個正著，家人怪罪到了她頭上。
緊接著，她對我講了很多事情，比如，想學藝術而家裡以斷掉學費威脅；比如，在學校沒有知心的朋友；比如，初中時有一次她與母親鬧矛盾，母親講氣話威脅要斷絕母女關係，她跑到姥姥家呆了三天，母親才打來電話詢問。當然，我對這些事的真實性有所保留。
那時我還沒意識到，這段談話預示著我們多麼不幸的命運。
我從生命與信仰的角度給她講了講，說了些勸勉的話，也出了不少改善人際關係的主意。她躺到床上，對我的意見表示認可，並用二十秒鐘畫了她躺著的姿勢：
小魚和我的聊天記錄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之後的很長時間，小魚都沒有再談起過這個想法。
2 月的這一次，我開始警惕了，因為重複出現的自殺意念必須認真對待，但我們只是網友。
我問她姓名、電話、地址都不迴應，只是偶然得知了校名。
小魚今年 16 歲，華南某省 A 市的高中女生；我 26 歲，是北京的東三環女白領。
我們從未謀面，非親非故，也沒什麼共同朋友，之所以認識是因為同玩一個遊戲。我在網上釋出了關於遊戲的文章和小說，小魚則釋出了許多畫。我們加了彼此的 QQ ——圈內叫「擴列」成了網友。
小魚有個虛擬愛人，是遊戲中一位沒什麼人氣的邊緣角色，一個紅頭髮、壯碩到不可思議的男人。她對他的熱忱甚或超過了我對真實愛人的殷勤。我甚至懷疑她是不是他唯一的粉絲，因為在遊戲同好們使用的 lofter 網站上，有關那個角色三分之二的內容都是她貢獻的。
2020 年 6 月，我們初加好友，小魚甩過來一大堆魔性表情，包括抖動的鳥和「吶喊臉」的魚。我們衝著那些表情笑了好長時間。
小魚每天都畫畫，用 iPad 和手機畫那個不存在於現實的紅頭髮愛人。她的畫有安迪沃霍爾的波普調性，配色濃麗，畫了半成品就截圖發我來尋求靈感。
畫畫的女孩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即便我工作忙得一兩天沒理她，她也樂此不疲，把我當成樹洞，不停將學校趣事和生活煩惱傾倒進那個小小的對話方塊裡。
她的煩惱也不過就是普通少女的煩惱：食堂的不新鮮雞腿、寢室空調的異味、講課無聊的老師、愛看恐怖片的同學、沒人關注的社交媒體。
在她第二次表露自殺的意念之後，我苦口婆心勸她看醫生。
但小魚說，家人對精神醫院有著強烈的恥感；我勸她去看心理諮詢師，她說家鄉是小地方，沒有；我用心理 APP 查給她看，可以線上諮詢，她說沒那麼多錢。我建議她跟家長老師溝通，她說這不可行。
她一次次告訴我，她曾因為家人反對學藝術，心中難過而找到班主任老師。老師跟家長溝通了半天，家長卻一直說：「孩子是我的，我想讓她上就讓她上。」
她也跟班主任講過自己與家長關係、未來發展的問題。老師與家長做了長篇大論的溝通，家長回來之後說：「我對你這麼好，你就天天到外面講我壞話」。
她跟我說，「不想活」這個念頭怎麼也無法跟家長講，覺得家長「會激動地說些不該說的話，加重這個想法」。家長曾聽說另一所中學一位老師因產後抑鬱輕生，破口大罵那個老師沒有責任感、不配做人。她反駁，跟著捱了一頓罵。
我鞭長莫及，信仰、哲學、幾千條各式各樣的勸慰根本攔不住她。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很快，她就開始一步步謀劃怎麼實施行動。
沒過幾天，她主動跟我談論「挑地方」的事情：怎樣在期中考試之後或者暑假，找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機會，避開家長老師同學關注的目光。
她滔滔不絕地說著，我根本插不上話，心像刀割般痛，便暗暗求告上帝。
我鼓勵她到北京來找我，不論以什麼名義，來玩一圈——當然說動她的理由是為她找個好「地方」。我的如意算盤是，這樣我就能時刻在身邊照應，實在不行，還能把她直接拉去醫院。
在那一次，我跟她說，我一定會好好接待她，但如果她真的要輕生，我一定會報警。
結束對話之後，我諮詢了心理專業的朋友如何應對，她建議我儘快將小魚轉介給專業人士。
但事實是，專業人士是無法夠到小魚的。
2 月 28 日，是小魚跟我談論「挑地方」之後，我去網上檢索了微光計劃，發現最直接有效的路徑還是報警；我聯絡了自殺干預熱線，得到的回覆是，因為我不是本人，TA 們只對當事人進行干預，對於我的請求，愛莫能助。在小魚生活的城市，我也沒有找到一家可以提供幫助的社工機構。
我只能在另一端，被動地承接了網友的自殺念頭。
隔了幾天，小魚告訴我，她跟同學報了個北京的暑期美術集訓班，可以來找我了。我興高采烈地到短租 App 上約了個民宿，特意跑去看了看，離醫院夠近，又是一樓，住著放心。
接下來的一陣子，每次我們都瘋了似的聊北京，聊北京的旅遊、風物、各種怪異美食。
不過，這種快樂的日子沒有持續太久，一兩週後，她又回到了之前的狀態，也不打算來了。她說：「如果你見到了我有可能會失望」。這種自卑無疑是一種病態。
但我是成年人，必須做好萬全準備。
我算個還有點小名的詩人，在那個遊戲圈子裡也有些讀者。為了獲得她在現實世界的資訊，我特地挑了些詩印成小冊子，畫了個二次元的封皮，在遊戲圈使用的 lofter 網站上公開贈送。
果然，靠著這個辦法，她給了我電話、沒有門牌號的郵寄地址，但還是沒給我真實姓名。
這些夠嗎？我心裡沒底。
到了三月下旬，小冊子郵到她手中。
此時我們的談話已經完全失控，我節節敗退，她對死亡的渴望眼看就要大獲全勝。
我想拉住她。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我跟她講十年前的我，就像是今天的她。我們都在青春的動盪中掙扎，沒有目標、沒有朋友，家長也不能充分理解我所思。
某天晚上，當我站在冰冷的湖水裡，是對方沒有結束通話的電話給了我一點點信心。我爬上岸，看到有人打著手電在湖邊找我。
我活了下來。我不否認人有選擇生死的權利，但今天的我無比感激當年選擇活下去的自己，讓我能享受之後那麼豐盛有趣的生命。
在大學，我的朋友由於抑鬱企圖輕生，那天正是假期，我的家人正等我打牌。我躲在窗簾後面，啜泣著在電話裡把他勸住，直到他家人採取干預措施。
後來這個朋友跟我說，他很感謝我。
現在回想，我當時說的話未必有多高明，但我覺得，「勸」這個事兒本身是有意義的，勸說讓我能陪他走到最遠為止，併為他家人爭取到了阻攔的時間。
在沒有實施行動之前，他可能對自殺有一些美化，但勸阻打斷，可能讓他有機會有時間重新考慮這件事。
我把這些都講給了小魚，講著講著就哭了。
4 月 3 日，我在河南某地參加文聯活動，與詩人們在某山上的書院研討。
中午十二點，小魚跟我說，她去買衣服。我沒看 QQ。
下午五點半。「衣服？」我回復。
「對啊。我買了一件衣服一條褲子，好耶！」她說，「明天可能就是終點了吧。」
我突然後悔來了河南。詩會剛結束，我在大巴車上，正與詩人們一起前往飯店，連忙開啟購票 App，發現可能是清明節的緣故，到 A 市的各種票都賣得一乾二淨。
「再等等吧，至少來見我一次。」我說。
「為什麼？」她問。
我開始漫無邊際地找尋可能能讓她活下去的理由，比如我還沒出的小說、遊戲還沒出的面板、她還沒有來過北京等等。她一一反駁。我又問她具體打算怎麼弄，沒有迴應。
「你來聯絡我，而沒有想著自己默默地去，這難道不是你自己身體內真正的力量在求助嗎？」我說，「你希望有人能理解真正的你，理解你真正的原因，知道這個過程，這難道不是你真正的自我被欺負到沒辦法的情況下，最後的自救選擇了嗎？你的自我但凡能有一點更大的勇氣，來斥責那些念頭，他們立刻就會退卻。」
她發了三個驚訝的表情，然後說：「但是我真的想與那個東西抗爭嗎？」
非如此不可了。我開啟手機，查到 A 市的區號，報了警。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在此之前，我對報警是有猶疑的，我擔心可能出現「狼來了」的故事。畢竟，我對於小魚更多的事情知之甚少。
警察問：「你跟她什麼關係？」
「網友。我們玩同一個遊戲……」
「那你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嗎？」
「不知道，但我知道電話……」
就算我只知道電話、QQ 和沒有門牌號的地址，對方仍答應跟進。
就在我打電話的當兒，小魚開始給我打電話。電話接通時詩人們正好開到飯店。我下了車，站在路邊條石上。
她打電話聲音是笑嘻嘻的，我聯想到所謂「微笑抑鬱症」。這其實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表現：即便再抑鬱的人，在別人面前也可能笑得很輕鬆。
她跟我說她沒事，她在 B 市親戚家，與一幫大人孩子一起正吃飯呢——爸媽還在 A 市的家裡。
天，太聰明瞭這小子，真會識別薄弱環節。我心想。我要攔不住你了。
我趕快給 B 市公安打電話。這下更麻煩了，她具體在 B 市哪裡我完全不知道，只能求助於專業人士的專業技術，但願他們能直接定位到家人。
詩人們的晚宴開始了，一盤盤佳餚擺在桌上，人人杯中斟滿美酒，我的爭戰卻不能停。只要人還在，我就得不停地勸下去，直到她想開或直到不幸發生。我說：「這個『我真的想嗎』也是它們的聲音！你想，你真的想！我都聽見你裡面那個真正的你在朝我吶喊。」
「不錯，好吧。然後呢？」
「只要能稍微有一點抵擋那些虛假念頭的心，你就不會敗給它們，稍微一點就夠了。」
「好吧，嗨。」
對話就這麼迴圈下去，直到我感覺自己這輩子所有積累的哲學、智慧乃至詩都耗光了，像抽乾的水池，半滴不剩。旁邊幾個女詩人很快察覺到我的異樣，一位說要跟她電話上講兩句，還有一位把手機都借給我來下載定位軟體。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在我跟 B 市警方報警一個多小時後，警察給我回了電話，說聯絡到了家長，家長說絕對沒有這樣的事，他們也會盯著，讓我放心。
但我的那口氣，並沒有鬆下來。
晚上八點左右，小魚忽然說她和家人接到了派出所的電話。我激動得差點把身後給我敬酒的大哥無視掉了。
八點半，詩人們回到書院，小魚也說要去洗澡，又說她和幾個小孩子在打牌，要十一點半跟我打電話。
我喘了口氣，頹然癱坐在椅子上，想起剛才的事，淚水從我眼角滑下來。
我推開吱吱嘎嘎的木門，走到書院另一邊門前的臺階上坐下，天空中微微落雨。沒有遊人，沒有人，只有幾個射燈對著我靜靜地照。
我發現自己整個人都在恐懼抽搐，大滴大滴的淚水落到地上，慶幸自己身上手紙足夠。我撥通了一個朋友的電話，她安慰了我半天；又撥通了另一個，也安慰了我半天，說：「你做的沒錯。要是我的話，我也會這麼做的。」
幾十分鐘後我終於平靜下來，變回理性的大人，聽見詩人們在書院另一邊朗誦的聲音遠遠傳來。
九點半，詩人們啟程回賓館，小魚跟我說她打牌贏了。
我們又說了景泰藍，暢想了一點點二十六歲的她。看得出，她很努力地在想，手機那頭她回覆花了好久，但又顯得很乾澀。她說，不行，想不出。
我最後一次勸她去看醫生，她說，「再說吧」。
十點多到了賓館，我累得癱在床上，電話打過來了，仍然是笑嘻嘻的。我們沒聊死亡，也沒聊別人的死亡，說的都是些好吃的、好玩的、學校的趣事，比如當年我怎樣在高中的寢室被窩裡玩手機、弄收音機，男生如何往走廊地上塗洗髮液，期盼寢室阿姨摔倒。
我太怕了。談這些的時候我就已經猜到了結局，應該說點什麼的，但我太怕了。那個聲音——她肯定是獨自一人悶在被窩裡跟我聊的。公安不可能盯著她，沒人採取現場行動，她的親戚肯定都睡在別的房間。她父母在 A 市，而我在一千六百公里外的河南。
沒辦法了。我這個網友黔驢技窮，徹底輸了。
我很清楚，身邊的人是最後一道危機防線，任何公共服務和網友都不能取而代之。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我念書時，一個學姐由於抑鬱休學了太多年，在學校裡沒什麼朋友。她與室友租住在校外，某天半夜在微博上留下幾句話後失蹤。凌晨五點有人發現她的遺筆，全學院師生都被動員起來到校園和全市各處找她。
中午這些人無功而返，學院到公安局調監控，發現凌晨四點她站在長江大橋上，一個騎腳踏車的路人勸說了二十多分鐘。然後，路人安心地走了，她縱身一躍。
後來我總想，如果路人能夠陪著她等到朋友或同學來，是不是就是另一種結局。
不知多久後，可能過了十二點，我說著「明天見」昏昏睡去 —— 這也是我猜的。我不記得了。
第二天六點半我醒來，看見手機上收到四句話：
真的很謝謝你
但我還是打算離開了
真的很謝謝
很對不起
我坐起來，給她打電話，打了十多個無人接聽。然後我打給 B 市派出所，
接電話的人起初跟我說，昨天我反饋的事情好像沒有什麼進展。突然他說，等一等。停了幾分鐘，他可能去查詢了，跟我說，我們確實在凌晨接到一起報案。
「跳樓了。」
「死了。」
我結束通話電話。我想罵人。這神仙都飛不過去的事情，讓他媽一個網友怎麼搞呢？詩人們知道了，也都不住哀傷。
下午，我接到電話：「你好，我是XX的媽媽。」
真不可思議，這竟是我第一次聽見小魚真正的名字，但在她母親的哽咽中沒聽清楚。我下意識地問：「是，不好意思，但她真名叫什麼？」
她母親又說了一遍，我又沒聽清楚，因為飯店旁邊整整齊齊碼著的幾百個啤酒瓶子忽然齊刷刷倒下來，頃刻山崩地裂。
算了算了，我不問了。
小魚的母親是個溫和的女子，在 A 市有一份體面的職業，說話條理清楚、態度客氣。
她打過來是問我對女兒輕生的原因有沒有什麼見解，畢竟 —— 我才知道 —— 我是唯一一個在她去世前瞭解這事的人。
我把小魚講給我的話重新講了一遍，從牢騷，到絕望的不滿。母親聽完之後斬釘截鐵地說，這不可能，這都是她幻想出來的。我們的孩子從小到大跟我們關係都很好，很乖，也很樂觀。
我拍著桌子說，我就有一個事氣不過，昨天我明明報警了，他們也來了，怎麼沒一個人當回事？怎麼還是變成了這樣？
母親沒有說什麼。
她隨後加了我微信，希望看看我們講的內容。加微信時她備註了「 XX 的母親」，我才終於看到小魚的真實姓名，一個不太常見、滿懷期待的名字。
我又把跟小魚的聊天記錄打開了。才過去兩三天，她仍閃亮的頭像就在我的 QQ 訊息列表裡逐漸後退，後退到不常聯絡的人群中，我竟需要翻半天才能找到她。
我把最後一天內我與小魚的將近一千條聊天記錄匯出成了文件。她母親看完後說：唉，沒有人告訴我們這些，只是說有網友報警說她自殺，你們要不要去解救。我還以為打電話的是騙子。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我沒法繼續怪她了。訊息太驚人，換做是我，突然接到這麼一通電話，難道不會這樣想嗎？
小魚的輕生意願沒體現在微博這種公開平臺上，而是隱藏在我跟她成千上萬條聊天記錄裡，就算不考慮訪問許可權，誰又能在事前把這些內容看一遍呢？
我不介意被誤認為是騙子，只是介意她死去這件事情。
越來越多的孩子像小魚這樣，將自己的真實想法埋在網上，與匿名的網友，而不是三次元的家人朋友交流。這對他們而言本是一種有益的疏導和宣洩。
不過，一旦出現輕生的情況，危機干預中最關鍵也最不可替代的，就是現場干預。
現場干預必須由身邊的人，也只能由出現在身邊的人完成。
電話那頭固然有 110、有 120、有危機干預專業服務，網路上固然有非常出色的專家、醫生、諮詢師、熱心網友。但真到了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們不論多專業、多熱情，那一刻也是鞭長莫及，插翅難飛。網路平臺等的機制建設和資訊呈遞就顯得尤為重要。
就像小魚母親和我說的，「如果在這之前，我和你能直接聯絡就好了。」
根據趙玉峰教授的《中國青年人的自殺現狀和變動趨勢 （2003-2015） 》，中國青少年的自殺率為每十萬人 1。3 到 2。88，平均低於十萬分之二，在全球並不算高。但考慮到全國青少年的巨大數目，每年也有成千上萬孩子逝去。
我並沒有均等地關注和憐憫他們每個人。
但小魚是少有的幾個每天會追著我發 QQ 的人，每次與我講話都很開心，我不催著她睡覺的話大概能講一宿。她畫的每一張畫我都知道，在那些畫還沒釋出前我就看到了。她用手繪做的影片我也都是第一個看到的。
她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珍寶。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事實上，小魚的離開並非毫無徵兆。
在她同我講的故事版本中，自己多次向家長、老師求助，這些訊號卻全都太微弱、太退縮，沒能突破成年人的理解能力屏障，換來的不是無視就是一頓批評。
最後，連我這個成年人發出的預警也沒能引起足夠注意。
直到輕生前四小時的電話裡，她還在跟我說：期待奇蹟的出現吧，如果我實施的時候被攔下來，我就繼續活下去。
她離開的時候我安臥在夢鄉，連身都沒翻一下。這便是我今生無可逃避的罪了。
我又與小魚母親深談了一次，發現家人對孩子的生活、學習可謂非常關注，幾乎有求必應，斥巨資供孩子念最好的學校，並未因為她是女孩就歧視。
母親每天都用日記記錄這些點滴，卻對孩子思想精神方面疏於觀察。
事後家人們才意識到，從兩年前小魚就將自己逐漸鎖在屋裡，少與家人溝通。
小魚的家人並非對精神健康一無所知。她的長輩有醫生、有心理師，也與當地的精神專科醫院和許多諮詢機構有聯絡，但就像消防員家裡也會著火，沒人想過悲劇會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在小魚母親朋友圈裡看到了她的照片 ——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樣子。
那是全家人一起出去旅遊時拍攝的。弟弟笑眼彎彎，而她表情平靜，嘴角也向上翹著，雙眼卻像兩顆鐵釘般空洞無神。
我見過太多雙這樣的眼睛釘在抑鬱症患者臉上。現在進行這種病理猜測沒意義，她也不可能再獲得任何診斷。
在家長的同意下，小魚生前的繪畫作品被收集起來，印成冊，在我們的同好群裡小規模共享；許多群友為她寫了信，彙總到群主那裡郵寄給她家人。她社交媒體的動態下，許多沒見過面的朋友留言說著「晚安」。
但僅僅哀悼是不夠的。
人人都應該像防火防災一樣，瞭解自殺與心理障礙的相關知識，常常保持識別與防範意識，尤其是對孩子——「我家小孩絕對不會這樣」是極危險的思維陷阱。
同時，應該看到，我們這個由家、校、企業和社會管理機構組成的未成年人精神危機防護網，但網眼太大，以至於把這條小魚給漏了下去。
假如小魚第一次向老師、向家長求助時能得到更積極的干預呢？假如學校的心理諮詢服務可以主動介入呢？
假如網際網路企業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機制更完善，如在有人報警時透過微光計劃主動提供相關資訊呢？
假如我們的社工系統更健全，能派有經驗的社工去她那裡一探究竟呢？
假如家人、社會管理機構和網際網路企業的聯動更充分，能讓我及時將聊天記錄呈現給她家長，而不是被當成欺騙呢？
……
小魚，我要帶上你的份活下去，喊醒大家，讓這個世界有一點點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