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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時代的共振效應:華為解碼數字化運營運維轉型

據世界經濟論壇估計,到2025年數字化給全球商業和社會帶來的總體經濟價值將超過100萬億美元。數字化正在滲透到各行各業的各個環節,其中也包括運營運維領域。

2月22日,在2021世界移動大會·上海的華為DAY0數字化運營運維轉型論壇上,筆者深刻感受到了數字化之於運營運維帶來的鉅變。可以這樣說,運營運維的數字化新時代已經到來。筆者關心的是,這對運營商意味著什麼?又如何實現?

柔性為什麼?

在論壇上,華為全球技術服務部總裁湯啟兵提出了一個“柔性”的概念,他認為,

5G和智慧技術的發展加速了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生產流程的數字化變革,對電信運營商提出了資源柔性、業務柔性和資料柔性的新要求。

柔性時代的共振效應:華為解碼數字化運營運維轉型

換句話說,運營商要變成柔性運營商,那麼為什麼會這樣?一方面,是伴隨5G時代的到來,運維的複雜度越來越高,在無線側有2G、3G、4G、5G共存的網路,在核心網有CS、PS、IMS等技術共存;另一方面,運營商又面臨急劇上升的成本投入壓力,眾所周知,5G網路建設投入巨大,如果運營運維方面適應複雜度增加更多人力投入,勢必將會讓運營商的盈利進一步惡化。在這種背景下,運營商在運營運維上就不能再想以前那樣剛性,而是要實現運營資源的柔性、運維工作的柔性,這就是柔性的由來之一。

更重要的,

是運營商面對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這個歷史性機遇的必然要求。

當運營商從to C業務切入到to B領域,是機會,更是巨大的挑戰。行業客戶需要的,不是標準化的網路,而是差異化、有保障的服務。例如,工業製造客戶需要的,是可保證的、穩定的低時延。顯然,原來那個複雜而剛性的網路業務模式就不能滿足需求,需要進化到業務即開即通、定製化、敏捷性的新業務模式。

如果我們站在行業的更高角度去看“柔性”,本質上是

為運營商CT的大腦注入IT的思維

。湯啟兵在論壇上說,需要以IT的視角去看CT,即是如此。在新時代下,IT不再只是支撐系統,更是一種貫穿始終的思維,在運營商數字化轉型和分享行業數字化轉型盛宴中擔綱重要角色。

所以,

柔性即敏捷,對於運營商來說,不僅是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必然,更是贏得行業數字化轉型市場,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

四個共振

既然柔性是運營運維必然的進化方向,那麼到底應該如何實現呢?湯啟兵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

多領域數字化共振理論,其中包括四個共振:業務共振、平臺共振、技術共振、生態共振。

在筆者看來,業務共振是目的,平臺共振、技術共振和生態共振是手段,他們一起共振,最終突破閾值,實現能級躍遷。

柔性時代的共振效應:華為解碼數字化運營運維轉型

所謂業務共振,是面向使用者和場景,打通流程斷點,實現資料的貫通和業務之間的共振。其中,智敏建網最令我印象深刻,運營商可以利用大資料分析,實現站點建設的精準規劃和價值投資,透過網格化運營,使得規劃精準度提升20%,單站價值使用者數提升30%,上站次數減少30%,帶來了網路與業務的共振效應。

業務共振,有賴於平臺共振、技術共振和生態共振。湯啟兵表示,

業務的共振,需要資產、資料和智慧能夠流動起來,而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有一個統一的平臺來承載。

值得指出的是,華為在去年底推出的數字化平臺GDE就是這樣的統一平臺。簡言之,GDE是一個支援共平臺、可線性擴充套件、支援微服務,能夠滿足持續不斷變化的服務和產品需求的平臺和生態系統。透過這個平臺,運營商可以讓不同部門、不同業務的資產、資料、智慧有了共同語言,因此流動起來。

這種流動帶來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某運營商基於平臺的資產和資料流動,就在使用者體驗、業務質量和網路事件之間構建起閉環,從而帶來更好的運營運維體驗。

當然,平臺共振的背後是技術共振,平臺封裝、融合了端管雲、智慧等多種技術。羅蘭貝格全球執行總監、ICT與高科技行業負責人李冰認為,如果將數字化比作人類,運營商擅長的連結是神經,想要真正為企業帶來價值,需要與其他技術高度融合形成解決方案。在數字化運營運維上,同樣如此。湯啟兵強調,現在並不缺技術,關鍵是要將技術用起來,技術共振就是將數字技術帶入每一個環節,實現全流程智慧賦能。在論壇上,華為帶來的HUAWEI SmartCare的下一代融合平臺,就集成了眾多黑科技,支撐運營商在戰略、技術、運營、資料和組織等各個方面數字化轉型的落地。

柔性時代的共振效應:華為解碼數字化運營運維轉型

當然,光有融合了各種技術的平臺還不夠,華為還將數字化的能力開放出來,與合作伙伴構建起百花齊放的生態,一起服務運營商和助力千行百業的數字化轉型,這就是生態共振。如果說“平臺”解決的是共性的需求,那麼“生態”則解決的是個性的需求,由此“平臺+生態”實現了標準化和定製化的融合。

當四大共振一起共振,就有機會將運營商共振到柔性時代。

後記: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

數字化轉型如火如荼,但是實踐起來卻殊為不易。李冰表示,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面臨重重困難,包括企業內部認識不統一、能力不具備、方法不匹配、體系不健全等。

湯啟兵用八個字支招:從上到下、從下到上。具體來說,“

數字化轉型是從上到下的治理體系變革,也是從下到上的接受體系建構。

從上到下,是指數字化轉型並不只是IT部門的事情,而是一把手工程,不僅是技術的應用,更是要組織人才先行,思維與能力轉型,要有數字化人才,要實現開發式運營和資料驅動運營。

從下到上,是要將數字化轉型有節奏的落地,從點到線再到面,

首先找到突破點,進行技術的突破和迭代,然後將其推進到業務場景自動化的線,最終構建起數字化統一底座的面。

在這方面,華為自己的經驗可供借鑑,華為全球技術服務部歷經三年進行數字化轉型,進行了一場“Digital GTS”的變革,就是走的點線面路徑:首先,針對關鍵業務節點及其痛點,不斷實現技術迭代與創新;線是指透過平臺打通現有的孤立系統;然後將線連成面,依靠統一的數智平臺(GDE),將多個業務場景連線,透過資料自動流轉,實現更大範圍的自動化與智慧化。

正是依靠統一的平臺這個數字化的底座,華為自身在運營運維上率先走向數字化,實現了業務、資料和生態的多領域數字化共振,持續加速數字化轉型。現在,華為提出多領域數字化共振理論,本質上是將自己在數字化轉型上的技術能力和經驗積累對外輸出,讓運營商更好地邁向運營運維的數字化,分享100萬億美元的行業數字化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