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五斗米折腰”，這句話我們都很熟悉，它也成為了我們心中對陶淵明最深的一點印象。然而，凡事背後都有原因和當時的歷史背景，如果我們不理解陶淵明所處時代的社會制度和倫理背景，就很可能會對這句話產生誤解。
下面我們就來一起探究一下這句話背後的故事，一起探究陶淵明為何能夠不為五斗米折腰。
當時的中國官場制度
陶淵明當時擔任彭澤令的時候，手下的人員提醒他督郵要來視察工作，建議他應該“應束帶見之”，也就相當於今天我們說的穿戴整齊的去見督郵，沒想到陶淵明卻說了一聲：“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然後就辭職不幹了。
我們把這句話還原到歷史的語境裡，可能會感覺陶淵明的怨氣來的莫名其妙。為什麼讓他穿戴整齊就侮辱他了呢？
要理解這個疑問，就要先理解督郵是個什麼官職。在當時的郡縣制制度下，一個郡下轄若干縣。皇帝會派特派員監察郡一級官員的工作，這些人被稱作刺史，後來刺史就逐漸演變為常駐的地方官了；郡一級的官員也會下派特派員到縣裡檢查工作，這些特派員就是督郵。
由此可知，督郵屬於監察系統的官員。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裡，對這個崗位的人員有什麼特殊要求呢？凡是一線的監察員，品級不能高，年紀不能大，資歷不能深。品級不高，患得患失的想法就少，而且一旦立功的獎賞很大，犯了錯誤代價也小，所以人就有進取爭功的意願。年齡不大，資歷不深，才有工作的銳氣，受各種關係網的影響較小。而且對於上級官員來說，如果特派員犯了錯誤，是可以輕鬆地把他們犧牲掉的。這種人事安排，在古代政治體系裡是很經典的，我們會在很多地方見到它的各種變體。
督郵就是這樣一種官職：雖然可以監察縣令，但是級別比縣令低，年紀一般也比縣令小。陶淵明所說的“鄉里小兒”就是從年齡上說的。
如果從正統的倫理角度來看，應該是級別低的拜見級別高的，年輕人拜見長輩，這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所以陶淵明才會有這樣的舉動和言辭。
後世的好多人也學習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但是卻不清楚這背後的倫理邏輯和社會背景，就難免會鬧出一些笑話，或者是對誰都不折腰。
歸隱後陶淵明依靠什麼生活？
在歸隱的初期，陶淵明在家飲酒賦詩，琴書自娛，生活清閒。這時的他，過的是舒適的文人閒居生活。很多人一直以為，陶淵明辭官歸隱以後，就成了貧下中農，生活質量每況愈下，有時揭不開鍋還要去討飯。梁啟超甚至說他“不過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真是窮到徹骨，常常沒有飯吃”。
其實，陶淵明的祖輩已仕宦三世，是潯陽的名門望族，陶淵明出生後，雖家境中落，但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為有家產田業的官宦門庭。歸隱後，陶淵明的居地可考究的就有上京閒居、園田居和南村等處，田莊別業則有西疇、南畝等處，遠不止“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50歲以後，由於連年遭受自然災害，再加戰禍綿延，境遇確已非昔比。然而，他仍能“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常著文章以自娛”，勞逸結合，也不是一位赤貧的農民。
陶淵明晚年的《乞食》詩被很多人看成他淪為乞丐的重要證據。但清人陶必銓指出這是借韓信乞食的故事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一定真有此事。而且《乞食》是他晚年遭災時所作，並非反映其平時生活狀況。他寫此詩的意旨，主要是讓子孫後代瞭解他在貧困的情況下如何勵志苦節。
陶淵明的晚年，與有“五斗米”俸祿的時期相比，生活狀況是有變化，但他除農業收入之外，另有教授學生的酬資，還有顯貴的饋贈。至於故人的宴請，新知的相邀，也一直不少，給他的資助也是司空見慣的了。所以，魯迅先生就斷言：“縱使陶公不事生產，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
陶淵明確實敘說過自己的清貧景況，並寫有相當多的嘆“貧”苦“寒”之句。其實他的“窮”，只是比起祖輩來要“窮”，晚年比起前半生要“窮”，比起那些鉅富來是“窮”。但是，他絕非一貧如洗，與真正的貧農相比，則要小康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