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
——魯迅
當一位被唯物主義大力推崇的偉大思想家、文學家，被追溯與佛學的深遠淵源時，我們可以想像人們乍聽時的震驚和茫然。
對於魯迅的佛緣，我們不妨從他的長孫周令飛說起。
我們經常會從公開的照片或影片影像中看到一張相貌酷似魯迅的面孔，對於相貌相同的人，佛教的解釋一般會有三個方向，一是此人可能為彼人的前世；二是相由心生，如果心相相近，兩個未曾謀面的人也會相貌相近；第三個就是家族遺傳。
濃重的眉毛、獨特的一字胡、硬朗而不屈的氣質，周令飛應該是這個家族中與祖父魯迅最為相像的成員，那個巧手天成的塑造者顯然就是“基因”。
魯迅作為“骨頭是最硬。。。。。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充滿戰鬥勇氣的勇士，會有著怎樣與佛學割不斷的不結之緣呢？
事實上，魯迅受到佛教燻洗也應該從父輩的基因說起。
“長庚”是長慶寺的住持龍師父為他起的法名。個別媒體稱其為法號，當時的魯迅並沒有真正出家，所以，更切合實際的應該稱為“法名”。
那個年代孩子生下來夭折率比較高，父親出於最樸素的想法，希望孩子平平安安。於是在1882年初夏，魯迅還未滿週歲的時候，就結了佛緣，正式成為“佛弟子”。
我們知道，魯迅在發表文章時，前前後後用的筆名多達一百多個，而“長庚”這個名字被反覆的使用率也相當之高。
魯迅在老年時曾經寫過一篇回憶性文章《我的第一個師父》，為了“避鬼”，父親帶他去拜僧人為師，也就是他所說的“舍給寺院”但不放在寺院裡。
當時的主持，給了他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魯迅回憶，這種僧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拼成，但給他的卻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家裡非喜慶大事不給穿；另外，還有一條稱為“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篩，據說是可以避邪。
根據，在這篇文章中的回憶，推測魯迅在寺廟中呆的時間並不短。他甚至還用童真的視角，記錄了僧人們為亡靈超度的場景。
“有喪事，每七日總要做一些法事，有一個七日，是要舉行‘解結’儀式的，因為死人在未死之前，總不免開罪於人，存著冤結，所以死後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這天拜完經懺的傍晚，靈前陳列著幾盤東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盤，是用麻線或白頭繩，穿上十來文錢，兩頭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結式之類的複雜的，頗不容易解開的結子。。。。。”
魯迅在文章中很少直接提及經文，但是我們卻可以從他的日記中尋出蛛絲馬跡。
他對佛教書籍的提及在日記中首次記載是1912年5月24日，
“ 梅君光羲貽佛教會第一、第二次報告各一冊。” 梅光羲那時是中國佛教會和中國佛學會會員，同時也是教育部秘書。
《觀無量壽佛經圖贊》是魯迅記載中得到的第一本佛教經典。
此後，他便一發不可收拾。《佛學叢報》、《勸發菩提心文》、《等不等觀雜錄》、《大唐西域記》、《釋迦譜》等陸續擺在了魯迅的桌面。
他還自己購買了大量佛經，《選佛譜》、《三教平心論》、《法句經》、《釋迦如來應化事蹟》、《閱藏知津》、《華嚴經合論》、《決疑論》、《維摩詰所說經注》、《寶藏論》等。
此後，包括11種阿含部經典外，《金剛經》、《心經》等佛學主要經典多達數十種，他擁有後都明確記錄在案。
魯迅甚至還出錢刻經。在他的母親六十大壽前，魯迅便出資請南京的金陵刻經處，刻了一部《百喻經》給母親做壽禮。
日記記載，魯迅自己甚至也抄過幾本經文。
在日本深受佛經影響，“暇則讀藏經，其思益深”的章太炎對魯迅接觸佛教有著很大的幫助。此後，在一些朋友的推動下，魯迅對佛經的研究更加深入。
日本人奧田杏花在魯迅逝世之後，這樣子描述對於魯迅晚年的印象：
“要是和魯迅有一言之交，就會覺得他毫無人間的慾望：不論在金錢，在虛榮。若照佛法來說，同時已是遁入了‘般若’之境的人了。”
在魯迅文章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甚至大量文字都有佛教印跡。“靈臺無計逃神矢”這裡的“靈臺”就是一個典型的佛教名詞，指的是“心”，其可容納各種智慧。他著名的七律《題三義塔》中“偶值大心離火宅，始遺高塔念瀛州”。此“火宅”正是指《法華經》中法華七喻的“火宅”。
最有意味的是，他和年長他一歲的弘一法師之間的神交，兩人雖一生未曾謀面，卻如有神助。學術界把他們一個喻為“出世”的典範，而另一個被喻為“入世”的榜樣。
話說有一次在日本，魯迅在朋友內山完造家見到弘一法師的書法作品：“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頗為喜愛，就託內山向弘一法師求墨寶。內山看到魯迅如此喜愛弘一法師的作品，隨即將弘一法師的“戒、定、慧”三字轉贈給魯迅。
感動得魯迅直呼：“樸拙圓滿，渾若天成。得李師手書，幸甚！”
然而，在1915年，似乎有一種神秘的力量，魯迅有關讀經、買經和與佛教相關的故事都戛然而止了。
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