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的出現打破了貴族對官位的壟斷和世襲，使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古代讀書人的人生理想。科舉制是農耕文明所有文官選拔制度中最具公平性的制度，歐洲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也曾高度讚揚過科舉制度。古代的讀書人如果想透過科舉制進入仕途，就要透過童試、鄉試、會試和殿試。用一個不恰當但很形象的比喻來說，就好像是現代的小升初考試、中考、高考和公務員考試。
其中童試分為縣試、府試、院試三階段，分別相當於在今天的縣、市和省裡參加考試，總的來說離家不算太遠。通過了院試的讀書人就成為了秀才，一隻腳踏入了士大夫階層，也獲得了許多特權，比如：免除徭役、見縣官不跪、不可隨便施刑等。通過了童試的秀才就有資格參加更高階的鄉試了，考試地點在各地方上的州、府之中。因為鄉試一般在八月舉行，所以也稱“秋闈”。秋闈的主考官，就已經是由皇帝欽派的了。通過了鄉試的讀書人就成了舉人，初步具備了選官的資格，同時也有資格參加次年在帝都舉行的會試。
古代交通不發達，並且許多封建王朝大多幅員遼闊，全國各地的考生都前往帝都參加考試，一路上必定要耗費許多時日。這段時間內的衣食住行都要花費不少盤纏，出身寒門的“田舍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以離我們較近的明清兩代為例，帝都位於北京，河北等周邊地區的考生還相對較近，湖北、甘肅甚至廣東、海南的考生，那可真的是隔了“十萬八千里”了。毫無疑問，離北京越遠的考生，在路上花費的時間就越多，所需要的盤纏也就更多。
封建王朝的社會階級的劃分很明確：士、農、工、商，朝廷非常重視對士的保護。舉人是還沒有官職計程車，所以他們也可以享受到許多來自朝廷的福利。對於他們的盤纏問題，朝廷基本上是“報銷”的。比如清廷，會根據各省到北京的距離不同，對舉人們發放不同數額的路費。直隸也就是如今的河北，算是離北京最近的省了，每位舉人可以拿到大約4兩白銀。再遠一點的比如安徽省，舉人可以拿到20兩，而更遠的海南則可以達到30兩！
除了真金白銀，清廷還為舉人們提供了另一個很實在的福利：專車送達。近代史中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公車上書，這裡的“公車”不是如今意義上的公交車，而是朝廷分派給每一位舉人的專用馬車。只要是中了舉人，學子就可以在當地官府申請公車。為了區別於其他的馬車，公車會插上一面寫著“禮部會試”的小黃旗。一旦有了這面小黃旗，別說城門關卡不敢攔，就是土匪見了也不敢搶。搶了公車、傷了舉人，當地的縣太爺必然要來處理，否則自己也要受牽連。所以有點眼力見的土匪，基本上不願意搶公車。
公車有著“運鈔車”的安全性，也自然會發揮“運鈔車”的作用。一些地方上的商賈，非常願意支付給舉人一筆報酬，委託其為自己攜帶一些限制甚至禁止流通的貨物前往北京。換言之，古代的某些舉人，可以利用特殊的身份，將自己進京趕考的行程變現。畢竟一旦考不上，手裡頭多一點銀子也是好的。除了可以賺外快，讀書人還可能因為自己的舉人身份，吸引來一些地方豪紳的青睞。商賈雖然富有，但在官方的認可中，也只排第四等級。如果能夠將女兒嫁給舉人，自己的子孫飛黃騰達也不是不可能。
這樣一來，一旦某地出現尚未婚配的舉人，地方豪紳肯定是爭相巴結欲招為乘龍快婿的。如果接受好意，那即便會試失利，也能夠抱得美人歸併且一夜暴富。如果不接受，也能夠得到一筆資助，畢竟“買賣不成仁義在”。對地方豪紳而言，今天的一筆小小的投資，來日肯定是穩賺不賠的。所以古代的小說話本中，經常有在京城出入青樓酒肆、瓦舍勾欄的書生。只要是能夠考中舉人進京趕考的，不管是出身寒門還是豪門，都是不差錢的。出入這種高消費的地方都有財力，何況進京趕考的區區盤纏呢？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對讀書人的待遇雖然好，但能夠有資格進京趕考的卻人少之又少。僅以清代為例，童生錄取率為2%。這是什麼概念呢？2018年，我國有17個省的985院校錄取率，連2%都不到！這麼看來，古代的童試難度就已經堪比今天的考985了。1898年12月18日，17歲的魯迅先生與堂叔周伯文、周仲翔、弟弟周作人一起參加了會稽縣試，結果名落孫山。童試中的區區一個縣試就如此困難，鄉試自然是難上加難了。范進中舉之後為何會極樂生悲瘋掉？刺激到他的可不僅僅是封建禮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