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支援王安石進行變法。變法之後，王安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對，連昔日和他為好友的司馬光、蘇軾等人也成為反對王安石的急先鋒。
在王安石的變法中，青苗法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是變法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也是被反對者攻擊最激烈的措施。青苗法實施於熙寧二年（1069年），止於元豐八年（1085）年，前後共16年時間。在這16年時間裡，無數同時代的名臣都曾對對青苗法進行反對或提出相關的意見，包括韓琦、富弼、蘇軾、歐陽修等。
青苗法其實是官府向民間發放借貸的一種方式。朝廷在各地設定倉庫，並折換成錢，向百姓發放貸款，在一定的期限內，要求百姓以相對較低的資訊還款。這麼一個“小小”的措施，其實影響到大宋的方方面面，如果實施好的話，將會給大宋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王安石在制訂青苗法時，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
1。救濟百姓，減輕百姓負擔；百姓遇到天災人禍，無力生產時，可向官府借貸，每年可借兩期，每期二分利（20%），每年下來為四分利。這利息在現代人看來還是比較高的，但相對於古代民間借貸高達百分之分的利息，這已經是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2。抑制土地兼併；百姓雖然都會有田有地，但古代的生產力低下，百姓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比較差。一旦遇到天災人禍，百姓很容易就會將自己的土地或祖產抵押或賣給地主和官紳階級。當地主和官紳階級掌握太多土地的話，就會對朝廷產生極大的威脅。大量百姓失去土地，一則也會給社會造成動盪，二則降低了朝廷的財政收入。青苗法使得百姓對地主和官紳階級的依賴轉向對官府的依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併，使得朝廷在土地配置上有更大的自由權。
3。增加財政收入。朝廷主要是以各地糧倉的存糧為本發放青苗錢的。宋朝各地糧倉均在豐收之時儲備糧食，以應對戰爭和自然災害，但糧食長期存放會造成很大的耗損。王安石巧妙地利用這些閒置的資本，讓其發揮作用，減小了朝廷的損耗，同時又能透過收取利息為朝廷增加財政收入。
北宋學者魏泰在《東軒筆錄》中說：以謂百姓當五穀青黃未接之時，勢多窘迫。貸錢於兼併之家有倍蓰（數倍）之息。官於是結甲請錢，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濟貧民而抑兼併之道。這是對青苗法的肯定。青苗法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實現國家向百姓貸款的金融政策，發揮了現代銀行的一些職能，對後代意義重大。王安石作為宋朝人，他能想到實施這種政策，實在是不簡單，他的思維理念已經超越時代的限制。
都說王安石的變法侵犯了舊勢力的利益，從青苗法就能清楚地看出這點。百姓在種地時本來只需要向朝廷納稅，但遇到災荒之年，收成減少，難以養活自己。百姓會採取兩個措施自救：1。將自己的地抵押或賣出地主和官紳階級，成為他們的佃戶，以獲取金錢或物資；2。向地主和官紳階級借高利貸。百姓的這兩個措施使得自己得以生存，但失去了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而得到最大利益的正是地主和官紳階級。青苗法實施之後，百姓遇到困難就不必再向地主和官紳階級求助，而是轉向朝廷求助，則可以付出更小的代價，朝廷則可以獲得財政收入。簡單地講，朝廷透過青苗法從地主和官紳階級的口中奪食，地主和官紳階級又豈能甘心？
名臣韓琦是反對變法最積極的人之一，對於青苗法，韓琦反對的主要理由有三：1。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利息又高，與“抑兼併，濟困乏”的本意不符；2。強迫攤派造成擾民；3。連續受災，百姓無力償還，對朝廷的名譽有損。韓琦激烈反對是有原因的，韓琦是中原貴族出身，他的家族在相州赫赫有名，是北宋時代最旺的貴族之一。青苗法的推行，對韓琦的家族影響極大，甚至是沉重的打擊。韓琦立場不正，批評王安石變法多半是維護自己的家族利益，但他批駁青苗法的理由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青苗法實施以後，效果並不太好，也驗證了韓琦的一些說法。其表現在：
1。實際增加了百姓的負擔。青苗法規定一年分夏料和秋料兩次放款，利息為二分利，夏料於正月放款，五月還款，秋料於五月放款，十月還款。如果兩料都借，則息為四分。這個利息比當時的民間借貸利息要低很多，但對於百姓來講，負擔仍然很重。另外，百姓都是文盲，官府又存在腐敗，為了拿到青苗錢，百姓可能會聘請相應的人來幫忙，甚至需要賄賂官吏，導致負擔加大。按照規定，以鄉里十人為一甲相互為保人，一旦百姓無力還款，朝廷會攤派給保人，以至於產生不公。
2。強行攤派青苗錢，導致人怨天怒。朝廷將青苗法的實施作為官吏的政績考核，官吏為了政績不得不把青苗錢強行攤派給百姓。實際上官吏更希望把青苗錢攤派給一個富戶，而不是放給那些真正需要求助的百姓，原因是這些富戶能保證在期限之內歸還，而百姓歸還不起的話會影響到政績。但問題是，富戶並不需要青苗錢，官府強行攤派給他們只是讓他們白白向官府支付利息。這就是韓琦所說的不論貧富，按戶等配借青苗錢的弊端。這種做法使得真正需要青苗錢的百姓往往拿不到青苗錢，不需要青苗錢的百姓卻被強行攤派青苗錢。雖然朝廷三申五令，嚴禁官吏強行攤派，允許百姓自由借青苗錢，但一直未得到有效執行。蘇軾在熙寧四年（1071年）三月上書宋神宗時曾指出“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
3。連續災傷，朝廷無力解決。百姓借了一料青苗錢，本來於下料可歸還，但由於天災等多種原因無力歸還，按照規定，朝廷是允許百姓在下一次收成時歸還。問題是，百姓此時為了再生產是可以再借一料，這使得百姓債臺高築，官吏為了政績不惜暴力催款。如果連續出現天災，百姓則無力歸還，青苗法就變成朝廷變相地把災難損失轉嫁給百姓。歐陽修任青州知州時曾出現這種情況，歐陽修上書朝廷要求酌情停止發放青苗錢，朝廷並沒有採納，但歐陽修自己私下停止了。熙寧六年（1073年）的那場旱災就是這種情況，從熙寧六年（1073年）至次年三月連續十個月沒下雨，大量借了青苗錢的百姓連續兩料無力歸還，債臺高築，被朝廷逼債，最終出現賣祖產流落街頭的情況。任職上門監的鄭俠把百姓的慘狀畫了下來，名為流民圖，並寫了奏書，一書一畫送到宋神宗手中，宋神宗大為震撼。因為此事，王安石被罷相，變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
從青苗法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來看，其根源不是青苗法本身，而是在於吏治。在四分利的基礎上給百姓增加負擔的是官吏，不顧朝廷法令強行攤派青苗錢的也是官吏，百姓無力還款時暴力催收的還是官吏。官吏的不稱職和腐敗使得青苗法越實施越走樣，到最後成了擾民之法。王安石曾於熙寧四年（1071年）向宋神宗奏《上五事札子》：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這說明王安石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並把變法實施不利的原因歸結於用人不當，但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王安石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擊對變法有異議的官員，導致人才缺乏。在變法時，王安石雖對科舉進行改革，但對吏治變革沒有取得成效，無法保障變法的實施。事實上，王安石變法時把順序搞錯了，應先整頓吏治，再逐步推行變法，王安石是先迫不及待地推出青苗法、均輸法。
還有個有趣的現象是，幾乎所有反對變法的官員都會拿增加百姓負擔、強行攤派擾民等說辭攻擊王安石和變法，卻從未有人建議過要整頓吏治，保障變法繼續施行。簡單地講，所有人都把問題歸結於王安石身上，對地方官違法執行視而不見。宋神宗和王安石也明白問題所在，卻並未採取過相應的補救措施。例如對違法強行攤派、官吏腐敗等行為加大處罰力度等。
宋朝以文治國，文臣權力極大，對皇權形成制約，當大多數文臣與皇帝對立時，皇帝往往會妥協。王安石變法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官吏對變法的阻礙普遍存在，基於法不責眾的原則，宋神宗也拿這些官員沒辦法。即便是處罰也只是重拿輕放，頂多就是貶官調任，再者宋神宗也不可能把這些地方官員都貶職。
說到底，在宋朝以文治國的體制下，宋神宗沒足夠的魄力去對阻礙變法的力量進行沉痛的、甚至是流血的打擊，變法也只能走向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