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世說新語》，一般將著作權歸於“南朝宋劉義慶”。依據是《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權威書目在著錄此書時均有“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字樣；乃至於到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一直沒有第二種說法，歷代官修、私修的目錄書皆相沿不變。
劉義慶（403-444），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侄子。他的生父是劉道憐（長沙景王），是劉裕的弟弟。劉義慶後來過繼給“無子”的劉道規（臨川烈武王）；劉道規是劉裕最小的弟弟，本是劉義慶的叔叔。劉道規較早去世，劉義慶作為繼子，由“南郡公”轉而承襲“臨川王”的封號，這還是“開國皇帝”宋武帝劉裕在世時候的事情。
有點麻煩的是，《宋書·劉義慶傳》沒有提及劉義慶編寫《世說新語》一事（顯然不是“國家專案”），今傳《世說新語》又無編著者的序跋、凡例，那麼，他在何種心態之下去從事編寫，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南朝劉義慶，一般被認為是《世說新語》編著者
如何探尋劉義慶的內心世界？
筆者覺得，不妨從劉義慶與宋武帝劉裕、宋文帝劉義隆的關係入手來加以考察。這樣或許能夠找到進入劉義慶內心世界的“秘密小徑”。
劉義慶從小就得到其伯父劉裕的賞識和器重，劉裕評論劉義慶為“此我家豐城也”。此話怎解？據說，西晉永平年（晉惠帝年號，291年），在江西豐城出土春秋時楚國干將、莫邪鑄造的雌雄寶劍，“豐城”於是成了“藏寶”的代稱，故“我家豐城”云云，指劉義慶潛力不凡、將成大器，也就是古人所謂“藏器待時”的另一種說法。而事實上，劉義慶是有意在行事作風方面向其伯父學習的，比如，他平時十分注意生活簡樸，不事張揚，“為性簡素，寡嗜慾……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足為宗室之表”（《宋書·劉義慶傳》）。
再看劉裕的日常作風：“清簡寡慾，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內外奉禁，莫不節儉。”當時，有一位大臣叫袁顗的盛稱宋武帝“儉素之德”（《宋書·武帝本紀（下）》）。不要忽略這一點，劉裕、劉義慶的節儉、嚴整、寡慾的人格修養，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世說新語》裡為何有不少表示負面評價的類別，如“汰侈”“任誕”“惑溺”等等，這些都是劉義慶所要否定的。
劉義慶是宋文帝劉義隆的堂兄，二人相差4歲。縱觀這一對堂兄弟，自從他們變為“君臣”之後，可以說頗為相得。這裡有一點需要稍做辨析，即《宋書·劉義慶傳》說劉義慶“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論者認為，所謂“世路艱難”，就是指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種種矛盾，特別是指宋文帝劉義隆的猜忌，使諸王和大臣都懷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故此，劉義慶為了全身遠禍，於是招聚文學之士，寄情文史，編輯了《世說新語》這樣一部清談之書（週一良《週一良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7-31頁）。筆者不能完全同意這一觀點。
劉義隆猜忌成性、殺人無數，是事實，但是說劉義慶因此就不過問政治、只是想躲到地方上“寄情文史”，不符合實情。依據是，元嘉十二年（435年），劉義慶時任荊州刺史，宋文帝“普使內外群官舉士”，即要求朝廷內外的官員舉薦人才，劉義慶上表推舉了若干人，並稱這些人的品行高潔，或者“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或者“才學明敏，操介清修”，或者“秉真履約，愛敬淳深”，如此及時而熱心地響應，不能說他是置身於朝廷政治之外的。而《世說新語》裡一些表示正面評價的類別，如“德行”“方正”“雅量”等等，這些都是劉義慶所要肯定的。
再說，劉義慶“乞求外鎮”，想離開京師，雖不能說沒有政治考量，但更與他本人的迷信心理有關，元嘉八年（431年），因為“太白星犯右執法”，他才提出要到地方上去的（《宋書·劉義慶傳》）。《世說新語》裡也記錄了曹魏時期何晏等人、東晉時期王導等人的迷信心理，其間是否也有一定的相關性呢？
劉義慶與最高皇權立場一致
回到劉義慶與劉義隆的關係問題上來，可以看到的是，他們經常有書信來往，一直沒有出現衝突，保持著正常的“君臣”關係，甚至到了元嘉十八年即劉義慶去世前4年，劉義隆還特意賜劉義慶“開府儀同三司”；劉義慶病重後由揚州回到京師救治，很有可能還是出於劉義隆的“關照”。我們不能因為劉義隆有嚴重的性格缺陷就想當然地以為劉義慶跟他的關係非常緊張，以至於推斷劉義慶編寫《世說新語》是為了“避禍”。
雖說編寫《世說新語》不是“國家專案”，但是，在梳理劉義慶與劉裕、劉義隆的關係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世說新語》的內容，正面的與負面的並舉，即“褒”與“貶”適成對照，別看全書有36個類別之多，但就義理層面而言，就是一個“正與負”的二元結構（正面的價值判斷/負面的價值判斷）。我們或許從《宋書》的相關史料裡找到一些解讀這個二元結構的線索。
劉義慶畢竟是劉宋皇室成員，劉裕、劉義隆均待他不薄，他不會對劉裕、劉義隆的為政思想和“東晉敗亡論”置若罔聞，他的政治立場不會與之有異。劉裕即將登基時，禪位的晉恭帝釋出詔書，其中承認“晉道陵遲，仍世多故”（《宋書·武帝本紀（中）》），換言之，東晉政權在治國理政上出現很多問題、產生一連串危機，這可以說是劉宋政權要取而代之的“邏輯起點”。劉義慶不會不在其政治生涯中時時思考。
劉裕登基後，一方面，“禮貌性”表示“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自己就把政權接過來了；另一方面，劉裕在登大位時也說得明白：“晉自東遷，四維不振”，導致“宗祀湮滅”（《宋書·武帝本紀（下）》），對東晉政權的政治作了反思和論斷，這就是劉裕的“東晉敗亡論”，為劉宋政權的“東晉論述”定下基調。可見，思辨東晉“四維不振”的原因，是當時的重要課題。劉義慶不會不在其政治生涯中時時留意。
到了劉義隆掌權後，敗亡的東晉依然是最高統治者要天下人引以為鑑的物件，故而要求臣下“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宋書·文帝本紀》）。值得注意的是，劉宋統治者對於晉朝尤其是東晉人物，心態是複雜的，比如，對東晉謝氏家族的後人謝混（謝安的孫子），劉裕發現他依附異己勢力，迅速剷除，毫不手軟；對同是東晉謝氏家族的後人的謝靈運（謝玄的孫子），劉義隆雖曾經表示賞識，但最後還是以“謀反”之名將他殺了。可另一方面，為了顯示劉宋政權與東晉政權的“承繼”關係（劉裕曾經還是東晉的臣子），又不能對東晉人物一概否定，於是，就有了劉裕上臺後的一個很特別的舉措：“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宋書·武帝本紀（下）》）。換言之，劉宋政權對於此前一個朝代的政治是持基本否定態度的，對於此前一個朝代的人物卻不敢輕易否定。但無論如何，均有“是非”判斷。這是《世說新語》義理層面存在“是與非”二元結構的深層原因。劉義慶在這一點上與劉裕、劉義隆保持基本一致。
劉義慶不喜歡謝靈運
有一個小人物，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劉義慶對於文采風流、生性輕浮的人是持何種心態。這個人叫何長瑜，是謝靈運的好朋友。《宋書·劉義慶傳》記載：劉義慶在任江州刺史時，他的身邊就有“東海何長瑜”。換言之，何氏曾經是劉義慶的“文膽”之一。另據《宋書·謝靈運傳》，何長瑜任劉義慶“幕僚”期間，曾以輕薄的口吻嘲笑同僚陸展等人，惹得“義慶大怒”，上報朝廷，將何氏打發到嶺南去，成為“流人”。等到劉義慶去世之時，何氏仍在嶺南，沒有北歸。這等於說，劉義慶到死也不願再見此人（以劉義慶的權勢，讓何氏返回並非難事），其可知劉義慶決絕得如此徹底。比對何氏與謝靈運二人的性格，卻頗多相似之處：同樣具有文學才能（何氏曾是謝靈運族弟、南朝著名文學家謝惠連的老師），同樣風流倜儻，同樣偏激輕浮。何氏先依附謝靈運；謝靈運死後（謝卒於元嘉十年，433年），大概於元嘉十六年（439年），何氏成為劉義慶的助手。按說，謝靈運故事甚多（僅《宋書·謝靈運傳》就記載不少），曾幾何時，熟悉謝靈運的何氏就在身邊，劉義慶不會不瞭解謝的諸多有趣往事。如果劉義慶是喜歡謝靈運的，他完全可以將更多謝靈運的故事編入書中，可是，在《世說新語》裡，謝靈運的故事僅有一則，而且是負面的（“言語”門第108則，講謝靈運的舉止很造作）。劉義慶對謝靈運的評價不言而喻。
其實，若論言行舉止，謝靈運與謝玄、謝安乃至於王導、王衍等等，可謂風神互接、一脈相承；而王導、王衍等等又與竹林七賢、正始名士等“精神相通”，善於“清談”，就成了他們共同的“標籤”。據《宋書·謝靈運傳》，謝靈運的性格是多側面的，如他“性奢豪，車服鮮麗”，這與謝玄講究服飾是近似的；他喜歡“肆意遊遨”，這與謝安的“東山之樂”是近似的；他對於公務粗枝大葉，無所用心，這與大大咧咧的謝萬（謝安之弟）是近似的。其實，《世說新語》裡謝氏家族的類似故事也甚多。因此，劉宋政權尤其是宋文帝劉義隆在使用謝靈運的問題上是極有保留的，《宋書·謝靈運傳》寫得明白：“靈運為性偏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換言之，謝靈運的輕浮性格很不利於他的仕途發展，他是被朝廷“控制使用”的，真正具有“實權”的事情不會安排他去做。其中，“多愆禮度”四字是其“要害”，指違背常情禮法、舉止失“度”。反觀《世說新語》，裡面的“多愆禮度”的故事所在多是，這能不引起我們的格外注意嗎？
劉義慶對謝靈運的否定態度，使我們不得不要“管中窺豹”地重新審視其編寫心態。可以說，劉義慶對於“魏晉風流”是時刻在反思著的，雖不能說一概否定但也不是盲目欣賞，更不是以之作為“名士養成的教科書”。只要思考《世說新語》全書為何有一個內在的“正負二元結構”，就會明白這是一部充滿著“反思”意味的大書，內含著劉宋政權的“東晉論述”。
（文章原題：《世說新語》為何只有一則謝靈運的故事？——略談劉義慶編著《世說新語》的心態；小標題為編者所加。董上德，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