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底，講堂關於同濟大學中文系崔銘教授講座的採寫《“勇者”王安石：雖千萬人吾往矣！排除萬難主持改革》一石引起了千層浪。這位誕辰1000年的北宋改革家在講堂聽眾中引起了廣泛討論，作為一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再到一位堪稱儒家“勇者”的改革家，其生前年少自我否定，為官時八天走訪14個鄉的實幹家，中年拒官暮年捐宅租房；去世後或被頂罪，或被尊為朝廷旗幟，或定性為亡國禍首在元明清三代均被貶斥，直到近代梁啟超將其稱頌為完人。
帶著對王安石的解謎之心，對變法具體環境的理解，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管窺，新年伊始的1月21日，講堂核心聽友群雙週熱點論壇在自發組織兩年之際迎來擴大版，邀請了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王銳和
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員蕭武
進行了一場歷史之約《從王安石變法看中國各朝代改革》。
主持人李念和聽友一起回顧依據《王安石》一書所作的崔銘副教授的講座整理稿內容
為何王安石為相時朝野變法聲頗高？
雖然如今主要以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為業，但王銳一直比較關注中國古代思想史與政治史，特別是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運動。在這其中，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撇開政治得失不論，僅從文章風格來看，相比於被稱為“唐宋八大家”的其他幾位，王安石繼承了荀子—韓非一系的文風，即邏輯清晰、條理分明、要言不煩、措辭冷峻。
對此，正如劉師培在《論文雜記》裡說“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時制宜，而文辭奇峭，推闡入深，法家之文也”。20世紀70年代，我國曾點校出版了許多被歸為法家的古籍，其中就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文公文集》，排印方式還是今日難得見到的豎排簡體版。十多年前，還在讀大學的王銳在舊書攤上有幸購得一套，時常翻閱。其中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論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堪稱中國古代政論文裡的佳作。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豎版本《王文公文集》是王銳喜愛之書
*
北宋初年，儒家經世理念重被倡導，儒者有所為影響士人
經歷了近代中國一系列政治變革的嚴復曾說，“以餘觀之，吾國史書之中，其最宜為學者所深思審問，必得其實而求其所以然者，殆無如熙寧變法一事”。而王安石之所以主張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王銳認為從歷史脈絡來看，主要有以下兩個因素：
首先，面對唐代中期以來藩鎮割據、邊疆少數民族力量的衝擊、佛教思想大行其道的局面，韓愈等人高唱道統論，希望重振儒家的活力，特別是儒家思想當中重視綱常秩序與“夷夏之辨”的內容。經歷了五代十國的動盪之世，到了北宋初年，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學者倡導實踐儒家的經世理念，彰顯北宋的正統地位，力倡儒者應有所為。這樣的儒學思潮，對王安石等人頗有影響。
*
供養冗官冗員，迫使朝廷擴大稅收渠道造成對百姓盤剝
北宋冗官是因為舊制未改，新朝廷又需要運轉而造成的疊床架屋
其次，順應儒者有所為的思潮，王銳認為，北宋在政治上制定了籠絡士大夫的政策，體現在制度設計上則顯得疊床架屋、互相牽制，這就導致官吏數量較之先前的王朝急劇增加，即所謂“冗官”與“冗員”，對於退休的高官，朝廷也極盡優待之能，因此，花費巨大。
對於這一點，對話嘉賓、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員蕭武做了充分的補充。他認為，冗兵、冗官、冗費就是北宋著名的“三冗”問題。在與西夏的戰爭爆發之後，北宋連戰連敗，危機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他具體分析了冗官產生的原因。北宋因為是從全國分裂割據的局面中勝出的，同時又要應付北方契丹的威脅，所以在太祖、太宗兩個開基立業的時期，始終沒有得到比較安定的環境，來徹底改革全國的財政、軍事和行政體系，以及各項制度，而是沿用了中晚唐到五代以來形成的疊床架屋的制度，從而導致宋朝的官僚體系極其龐大。通常，每個朝代遭遇危機之後，原有的官僚體系如果不能發揮作用，就應該除舊立新。而中晚唐到五代形成的局面是，原有體系不怎麼發揮作用仍然存在，為保持國家正常運轉另外又建立一套官僚體系。也就是說，北宋財政要負擔許多並不參加具體工作的閒散官員。這也就是北宋著名的冗官問題。
*
邊境不穩，導致開局就有募兵制，但人數眾多戰鬥力低下
蕭武和聽友細細介紹北宋初年邊境不安穩引發的社會矛盾
出版過《大路朝天：中國革命與中國道路》一書的蕭武諳熟古代政治尤其宋史，他分析了王安石和宋神宗能合力變法的軍事動力。
北宋立國之初，全國各地尚未完成統一，外部還有契丹，國防壓力非常之大。宋朝是歷代王朝中少有的開局就有募兵制的朝代，通常，每個朝代都是到中後期才逐漸變為募兵制，因此宋朝養兵的費用極高。蕭武舉例，開國時趙匡胤自己能夠控制的禁軍有三萬多人，去世時也增至十多萬人；到太宗消滅北漢之後，禁軍數量也到二十多萬人；在真宗時期宋遼達成澶淵之盟後，因為北宋始終沒有控制長城線，沒有地理屏障可以利用，只能在河北的平原地帶集結重兵來構築防線，和遼國對峙。到仁宗時期，全國的禁軍已經增加到了四十多萬人。但在與西夏的戰爭爆發後，仍然感到兵力非常緊張，只能繼續增加軍隊數量。到西夏與北宋的戰線基本穩定下來之後，在西北又增加了十多萬人的禁軍，全國軍隊數量已經達到了六十多萬人。在災荒之年，一些官員甚至將流民招入軍隊，來救濟災民。由此導致北宋的軍隊體系越來越龐大，但戰鬥力卻越來越低下。
*北宋
為何不像歷代那樣注重抑制土地兼併？
北宋不太注重遏制土地佔有與兼併
北宋時期出現的另一個著名的話題是不抑兼併。王銳認為，北宋終結了五代十國軍閥混戰的局面，使生產力得到恢復，廣大農民免遭戰亂之苦。但北宋在經濟政策上並不太遏制土地佔有與土地兼併，致使所謂“庶族地主”階層透過經濟手段與政治手段大量佔有土地，許多農民淪為佃農。到了宋仁宗時期，按照《宋史·食貨志》的說法，“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偽冒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
蕭武分析，因為歷代王朝為了保護小農經濟，都會採取一定的措施抑制土地兼併，而宋朝始終沒有采取抑制兼併的措施。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是否抑制兼併，主要取決於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歷代王朝抑制兼併，名義上是為了保護小農，但實際上主要是爭奪稅源。因為兼併伴隨著大量的土地和人口隱匿，讓國家的稅基變小了。如果不抑兼併國家也能正常徵稅，就不會讓國家的稅基變小。
蕭武認為，一方面，從稅基來看，北宋並不需要抑制兼併。北宋開國之後從版圖面積來看，遠不如漢唐全盛期強大，但就內部開發程度而言，則遠超過漢唐時期，稅基要比之前的朝代都大不少。另一方面，在中晚唐時期，原來的貴族階層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北宋面對的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局面。因此，即便是土地兼併，大多數也是透過至少形式上合法的方式完成的，而不是像之前魏晉南北朝那種主動投靠門閥世家，避免給國家繳稅和服勞役。所以，宋朝對兼併並不是太重視。但小農經濟相對而言很容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一旦出現水澇災害，就會形成大規模的流民，影響國家的安定。
此外，宋朝的手工業和商業發展達到了新的高度，也形成了一些商業化的城市，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脫離了農業生產的市民平民階層，完全依靠在城市裡從事手工業和商業維持生活。
*
從慶曆新政到熙寧變法，起於北宋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的變化
不少影視劇中，都呈現了北宋初年的慶曆新政
綜上所述，王銳和蕭武認為，北宋所處的是一個社會基礎、經濟基礎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時代，這需要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方面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以適應這種變化。但宋朝在前期面臨著嚴峻的外部威脅，基本上延續了從中晚唐到五代形成了既臃腫又缺乏效率的各項制度，只是透過區域性性的修補來維持統治，無力應付重大危機。因此，對西夏的戰爭爆發後，宋朝的諸多危機迅速暴露出來，朝野形成了需要改革的共識。
王銳認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在宋仁宗時期就主張進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但由於新政的內容涉及改善銓選制度，減少蔭庇現象，觸動了朝中位高權重的大官僚們的利益，因此范仲淹等人被後者抨擊為“朋黨”，改革也只好草草收場。而宋神宗即位之後，頗思有一番作為，因此重用王安石，開始了一場在內容上比“慶曆新政”力度更大、範圍更廣的變法。至於如何改革，則是另一個問題。
王安石變法為何失敗？
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曾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展現了王安石在變法上的大氣魄，或者也許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也有可能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蕭武和王銳在分析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提出了三點立論：
*
力主“節流”而非“開源”，司馬光等反對原因
一是儒家不主張朝廷收稅過多。蕭武認為，王安石變法得以實現的一個主要背景在於儒學在唐中後期的興起以及宋朝士大夫階層政治意識的覺醒。司馬光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著名保守派領袖，但在慶曆新政時期曾經熱情支援過范仲淹主持的變法。王安石認為國家並不缺少財富，而是財富都散在民間，所以需要“理財”，也就是透過各種方式來加強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把財富集中到國家手裡來。而司馬光則認為，如果國家汲取太多，留給老百姓的就太少了，所以反對王安石的“理財”之說。簡單之，司馬光等人認為改革的重點應該在於“節流”，減少支出；而王安石主張“開源”，增加收入。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推行開來之後，也確實在一些地方變成了盤剝老百姓的方式，引起了強烈的反對。比如青苗法，原意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國家以低息給農民房貸，幫助他們渡過這個困難的時期，等到秋收之後，再償本付息。理論上說，這是為了幫助農民，避免農民向富戶借高利貸的時候被盤剝。在仁宗時期，這個辦法就在浙江等一些地區推行過，總體比較成功。但當王安石把這個辦法推廣到全國的時候，地方官員發現房貸有利可圖，而且朝廷希望能獲得更高的收益，因而變成了地方官強行給農民攤派，而真正有需要的農民卻得不到貸款。最終，一個本來為了便民的政策，變成了盤剝農民的政策。
*
王安石用人注重行政能力，無法兼顧理想信念
第二是北宋官僚政治自身的弊病。王銳認為，就變法的主導者一方來說，正如宋史名家劉子健的分析，王安石雖然向來重視培養有德之人成為國家棟梁之才，但在官僚集團內部反對變法者眾多的現實環境下，為了能讓自己的變法主張得到有效施行，他往往會選擇那些有比較強的辦事能力，並且能夠遵從自己政治路線的人作為左膀右臂。但這樣一來，也就讓不少熱衷仕宦、缺少操守之徒乘機進入新黨陣營之中。
這就導致新黨內部時常出現彼此傾軋，曾布與呂惠卿之間的矛盾就是典型例子。更為關鍵的是，由於王安石過分注重所用之人的行政能力，對其理想信念缺乏考察，導致他所用的人只能幫助他處理政務，而不能實現儒家政治理想當中對於改善風俗、增進民德的願景。換言之，他所用的官吏，多屬“術”有餘而“道”不足之輩。再好的良法美意，交給如此這般的人去辦理，也很難保證不走樣。
*
均輸法等缺乏資訊流轉制度的保障，造成願好效差
最後，當時技術手段不能支援改革的需求。王安石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均輸法希望由朝廷來調節物資供給。但是其中的技術弊端在於宋朝沒有目前的資訊採集技術手段。資訊的傳遞技術是相當落後的。換言之，朝廷作為中央集權政府在難以掌握資訊的情況下，難以對物資調控做出精確地、快速的應對。
蔡雨、劉鄭寧、柴俊三位提問聽友獲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獎品書《中國現代思想史十講》（作者王銳）
王銳和蕭武的討論引發了聽眾的提問參與。這場討論也啟發聽友如何看待中國曆代政治。王銳建議，首先研究歷史要從讀制度史入手，少沉湎於軼事八卦。其次，固然需要借用各種現代社會科學工具，但不能不顧古代歷史的演進特徵，一味將一些當代的政治想象填充進去。比如說，今天一些人認為北宋有所謂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之局，但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裡早就指出了，北宋政治的特徵就是“君權之侵攬”與“相權之分割”，明明是君權想獨大，何來“共治”？又如，北宋的言官表面上聲音很響亮，但臺諫皆針對朝中官僚，不再針糾正皇帝，導致時常淪為“為反對而反對”的黨爭工具。這些歷史，豈能隨意比附冷戰結束之後的某些政治思潮？
1月14日晚，講座結束後聽友開影片和嘉賓合影留念部分截圖
作者：童毅影
講座截圖：張勤、海報設計：平源海
編輯：金久超 李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