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聚訟千年的歷史疑案，即現存《莊子注》的著作權應屬向秀還是應屬郭象的間題。向秀為魏末竹林七賢之一，郭象為西晉玄學家，地們先後註釋《莊子》，對逍遙、齊物、內聖、外王等著名的命題作了極其精緻的闡發，使曹魏正始以來的玄學演進到一個新的高峰，其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實在不亞於《莊子》。湊巧的是，這兩部註釋多有相似之處，有許多文字竟完全相同，以致引起懷疑，南朝宋人劉義慶聲稱郭注乃是竊自向住，後代一些學者又對劉義慶的說法提出異議。經過長期的爭論，目前多數學者都同意將現存《莊子注》的著作權判歸郭象，並認為向郭兩注的思想有著很大的差別。這一結論雖很中肯，然而欣賞竹林七賢的人們卻仍有理由表示不滿，因為向秀《莊子注》早已佚失了，迄今所知的向秀佚文為數很少，他的莊學的全貌如何，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由於包括詢秀在內的竹林七賢的活動涉及中國古代哲學、文學、美學等不同的領域，上述未解決的問題可說是多種學科的共同難題。最近，筆者注意到有助於解決這問題的一條線索，即唐代一些學者利用整理皇家藏書的機會，將郭本《莊子》三十三篇三十卷改編成四篇十卷，並根據向秀註文對郭注作了改訂和補充。這一情況意味著在現存的郭注十卷本中，不但有郭象抄自向注的部份文字，還摻有一些與郭注原文不同的向秀佚文。將這些佚文分釐出來並與郭注相對照，可以揭示出向、郭思想的許多差異，例如其中的一項是
：
向秀承認人類萬物都是“有待”的，只有在“得其所待”的條件下才可逍遙，而這條件只有在接受“無待”的至人的統治時，才能得到保障
；
郭象則斷定人類萬物原本是“無待”的，至人的作用不過是使他們不失本性，“不待乎外”。由這差別可以看出向郭兩人與正始玄學的不同關係，並可由此對魏晉玄學作出更全面的、系統的解釋。
一
郭象《莊子注》原為三十三卷，唐以後的各種傳本卻都只有十卷。古書卷數減少的原因不外兩種，一種是在戰亂時期部份地佚失了，一種是在和平時期被改編合併了。郭注屬於哪一種情況，是與向郭疑案有關的大問題，值得作一番認真的研究。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郭注卷數是在何時改變的。據《莊子》高山寺本郭象後序及《經典釋文敘錄》，可知《莊子》原為五十二篇，郭象始編定為三十三篇（有人據高誘《淮南子·修務訓注》，說東漢已有《莊子》三十三篇採。今按《呂氏春秋·孝行覽》高誘注說莊子“著書五十二篇”，與《漢志》相合，則《淮南子注》作三十三篇當為傳寫之誤）。梁代阮孝緒《七錄》著錄郭本《莊子》三十三卷
（
見《隋志
}））
，作於陳末的《釋文敘錄》著錄亦同。日本高山寺所藏唐代以前的郭本殘卷共七篇，一篇為一卷。這些都證明三十三卷三十三篇為郭本原貌，直到隋朝以前還保持完整。到了唐代，《隋書經籍志》著錄郭注《莊子》三十卷，較之原本減少了三卷。考察《宋夭聖二年隋書刊本跋》及《史通》、《史略》等書，可以知道戲隋書》中的紀傳與十志原是不同的著作，十志即《五代史志
}）
，在唐高宗顯慶元年被獻上於朝廷，後與《隋書》紀傳合編在一起。《隋書經籍志》為十志之一，它著錄古書均以當時“見存”的皇家藏書為依據
（
見《隋志序》
）
，那麼這就是說，《志》中所著錄的郭本三十卷，即是在顯慶元年
（656
年
）
以前流傳的郭本的卷數。沿襲郭注的成疏也是三十卷（歷代書目著錄成疏卷數不一，今據成疏自序，可知此疏原為三十卷。），成玄英在貞觀年間號稱西華法師，在唐高宗永徽年間
（651
至
655
年
）
遭到流放，他的《莊子疏》三十卷正好完成於顯慶元年以前。郭本由隋以前的三十三卷減至顯慶元年的三十卷，原因只有一個，即在隋末故亂中有所佚失。
對於郭本來說，減少三卷實在是微不足道，因為《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郭注《莊子》僅有十卷。兩《唐志》著錄古書，均以毋賈《古今書錄》為蘭本，而《古今書錄》又是由元行衝《群書四部錄》刪略而成的。《群書四部錄》完成於唐玄宗開元九年
（721
年
）
，這意味著開元九年以後的郭本《莊子》已只有十卷了。在顯慶元年至開元九年期間，長安等地僅有政治動亂，而無戰亂，那麼，郭本減至十卷這件事便絕非亡佚所致，而應是改編合併的結果。
我們知道，《隋志》與元行衝《群書四部錄》都是關於當時皇家藏書整理工作的總結，佩如元行衝本人即是唐玄宗開元五年至九年的皇家藏書整理工作的主持者之一。《舊唐書經籍志序》說，毋哭對元行衝《四部錄》作過評論
：
“所用書序，鹹取魏文貞
；
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這話反映出元行衝等人的整理工作缺乏創造性，他們幾乎是最大限度地承襲了魏徵
（
溢文貞
）
等人的工作成果。在唐太宗貞觀二年，魏徵奏請召集學者整理皇家藏書，併成為這一整理工作的主持者。他離任後，由虞世南等人接任。這一整理工作到唐高宗即位時仍在繼續，大約到高宗去世時
（
弘道元年
）
才暫告結束。其工作成果之一，是為皇家藏書撰寫了敘錄，由於這項工作是由聲譽極高的魏徵發起的，因而各書敘錄可能都署有魏徵之名，這就是元行衝所謂“所用書序，鹹取魏文貞”一說的由來。據《舊唐書》和《唐會要》的記載，這一長達三十餘年的圖書整理活動有一個曲折的過程，由貞觀二年至顯慶年間
（628
至
660
年
）
為第一階段，當時“置仇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
；
由顯慶年間至乾封元年
（666
年
）
為第二階段，當時“罷仇校及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墉，擇散官隨番仇校”
；
由乾封元年至高宗末年亦即弘道元年
（666
至
683
年
）
為第三階段，當時“集儒學之士刊正，然後繕寫”，“置詳正之士以校理之”。鑑於郭本《莊子》三十卷本在顯慶元年已著錄於《隋志》，而顯慶至乾封的校書工作重在“繕寫”，“仇校”似在“繕寫”之後，那麼郭本卷數的改變一定是發生在唐高宗乾封元年至弘道元年
（666
至
683
年
）
之間，這一時期的工作重在“刊正”，安排了專職的“詳正學士”來進行“校理”，這些專職的學士顯然容易有標新立異以炫耀才能的傾向，於是郭注三十卷本就被改編成了十卷本。
日本學者島田翰曾由雕板印刷術的應用來解釋郭本卷數的變化，較合情理，然而在唐代，這種古書由三卷併為一卷的情況並不多見。再說，唐高宗以後的郭注傳本不僅在卷數上有所變化，而且篇題也顯得頗為特殊，例如元康《肇論疏》多次引述《莊子》及郭注，所提到的篇章名有《莊子逍遙遊篇》、《莊子內篇養生章》、《內篇大宗師章》、《外篇驕拇章》、《外篇天道章》及《雜篇徐無鬼章》等。郭本三十三篇除首篇之外，在元康所見的傳本中竟都變成了章
！
內外雜篇原指各篇的類別，在這裡竟變成了具體的篇名
！
元康所見的郭本顯然只有四篇，即《逍遙遊篇》（《逍遙遊》篇名未變的原因，當如《抱朴子·應嘲篇》所說
：
“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遙》冠篇”，這話反映出中古學者的共識，即《逍遙遊篇》在《莊子》書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內篇》、什卜篇》和《雜篇》。推敲這變化的原因，大概在於唐代學者對篇和章往往要嚴格區分，例如孔穎達等人為五經作疏，就明確指出哪些是篇，哪些是章。郭本《莊子》既有三十三篇之分，又有內外雜篇之分，這在唐代學者眼裡一定是混亂得令人難以容忍，於是三十三篇就被合併為四篇，其中的三篇共有三十二章。假如我們再將漢唐史志目錄對照一下，便可看出唐代書籍常以篇來劃分思想內容，以捲來劃分文字數量，較長的篇有時可分為上中下三卷。在元康所見郭本當中，內外雜三篇都很長，如果各分三卷，正合唐代書籍編排的通例。由此可以推測，郭本的十卷可能是《逍遙遊篇》一卷與內外雜三篇九卷之和。
現存郭本十卷包括內篇三卷、外篇四卷與雜篇三卷，三十三篇仍然稱篇，不稱章，當是再次改編的結果。敦煌所出郭注《莊子》殘卷是唐玄宗天寶元年
（742
年
）
以後的寫本（敦煌本篇名均有《南華真經》字樣，而《唐會要》等書說，唐玄宗在天寶元年始規定《莊子》改稱《南華真經》。），其中有五篇的卷首部份儲存完整，篇題分別寫作《天運品》、《刻意品》、《達生品》、《田子方品》及《知北遊品》，各篇仿照佛經，一律稱“品”，顯示出唐高宗以後郭注《莊子》又曾遭到改篡。
元康《肇論疏》所提到的郭注《莊子》既是十卷改編本，那麼便必須證明，這部疏的撰作時間是在唐高宗以後，因為上文已將郭注十卷改編本的出現時間限定於唐高宗末年
（
弘道元年
）
以前。《宋高僧傳》說，元康曾在貞觀年間“遊學京邑”，說他得到皇帝的賞識，受詔“入安國寺”講解三論。很多學者根據這些話，推測元康“入安國寺”並撰《肇論疏》等事件都在“貞觀中游學京邑”之時，然而這一點在《宋高僧傳》中並未得到確切的說明。根據宋敏求《長安志》的記載，安國寺在唐睿宗景雲元年
（710
年
）
才得以興立，元康“入安國寺”
肯定在武周以後。另外，日本遣唐學問僧道慈於日本文武天皇大寶二年
（
武周長安二年
）
入唐，一度隨元康研習三論，於日本元正天皇養老二年
（
唐玄宗開元六年
）
返國，這情況也說明，元康在武周以後仍在世並從事學術活動。《肇論中吳集解》卷末《題辭》說
：
“興善元康，幽樓慧燈，此二尊者嘗述疏鈔以廣之。”這話顯示出元康作《肇論疏》時的身份不是安國寺僧人，而是興善寺僧人。按照《宋高僧傳》所說，元康受詔入安國寺，是由於在辯論中表現出驚人的智力與活力，可見他的生命不會在進入安國寺之後便很快地終止，他很可能是先在安國寺講解三論，後在興善寺為《肇論》作疏。《宋高僧傳》的作者不瞭解他離開安國寺以後的事蹟，因此未提他為《肇論》作疏一事，只為他加上安國寺僧人的頭銜，並且說
：
“不測其終。”
這樣看來，元康《肇論疏》乃是景雲元年以後的作品，上距貞觀至少有六十一年，上距高宗去世時也至少有二十七年。
另外，成疏自序說莊周“受號南華仙人”，又說“子是書名”，可見天寶元年以前，莊子其人其書名號不同，其人已稱“南華”，其書則僅稱“子”，不稱“真經”。
如此詳細地探討元康的身世，顯然不是多餘的，因為這種探討有力地支援了上面的結論，即郭注《莊子》的十卷改編本出現於唐高宗乾封元年至弘道元年
（666
至
683
年
）
之間。
二
在唐代學者眼裡，郭注雖是《莊子》的最佳註釋，但無論如何不能算是盡善盡美的，因為郭象的時代畢竟比唐代早出三個世紀。當唐代學者改編郭本時，對郭注加以修訂的時機便已到來。他們進行修訂的依據，便是被當時人們看作郭注來源的向秀注本。也就是說，在現存郭注當中，應有一定數量的向注佚文摻雜在內。若將這些佚文發掘出來，有利於揭示向郭莊學的思想歧異，對向秀學說乃至整個竹林玄學的研究來說也有很大的意義。
在這裡，有一點是不言自明的，即向秀註文只能摻雜在向郭注本都包括的篇章裡，而不大可能摻入那些僅見於享份本卻不見於向本的篇章。《經典釋文敘錄》說向秀注本為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
；
又說崔課注本僅有“內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本“亦無雜篇”。《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向秀本傳》說
：
向注乃是“聊應崔撰所注”，那麼向本篇目應與崔本相同，均為二十七篇，只分內篇、外篇兩部分。考察《釋文》提到“向本”並稱引向秀《注》、《音》的情況，可將向本二十七篇的篇名確定如下
：
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驕拇馬蹄膚筐在有天地天運繕性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知北遊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盜環漁父列摯寇天下未出現於向本而為郭本所包括的，共有《天道》、《刻意》、《田子方》、《寓言》、《讓王》、《說劍》六篇。又據《世說新語·文學篇》，向秀注本包括《秋水》、《至樂》二篇，而無註文。日本高山寺所藏郭象《莊子注》殘卷，共有《庚桑楚
}）。
《外物》、《寓言》、《讓王從《說劍》、《漁父》、《天下》七篇，註文內容與今本大致相合，可見今本中的這七篇仍在基本上保持著唐代改編以前的原貌。總結這些情況，可知今本至少有十二篇不會摻有向秀文字，這十二篇是
：
《天道》、《刻意》、《秋水》、《至樂》、《田子方》、《庚桑楚》、《外物》、《寓言》、《讓王》、《說劍》、《漁父》及《天下》。
我們從今本郭往中發掘向秀佚文，只能從其餘的二十一篇當中去尋找。
發掘向注佚文的方法之一，是由上文關於郭本改編時間不得早於唐高宗乾封元年
（666
年
）
這一論斷出發，將乾封元年以前的文獻所引述的郭註文字與今本郭注相對照，假若有明顯的、較大的差別，而且這些註文都限於今本中可能摻有向注的二十一篇之內，那麼今本中相應的註文便有可能是向秀文字。李善在唐高宗顯慶三年
（658
年
）
所上的《文選注》，即是這樣的文獻。《文選》卷五《吳都賦》提到“帝之懸解”，李善注引郭象《莊子注》說
：
“生曰懸，死日解。”今按“懸解”命題在郭本《莊子》書中凡兩見，其一見於《養生主篇》，註文說
：
“以有系者為懸（
“懸”字繁體為“懸”，《莊子》及郭注一概作“縣”，“
縣
”與“
懸
”通。今為方便讀者，一律寫作“懸”。
），則無系者懸解也。懸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其二見於《大宗師篇》，註文說
：
“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兩注內容均與李善所引郭注大相遷庭，顯然不是一人所作。考察《養生主篇》“懸解”句下成疏雲
：
“為生死所繫者為懸，則無死無生者懸解也。……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鶩憂樂
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懸解乎
’’
成疏所駁斥的郭象見解，恰為李善所引郭注“生曰懸，死曰解”之意，與今本郭注大為不同，那麼可以肯定，成玄英和李善所見的郭象原注，當為“生曰懸，死日解”，今本“無系者懸解也”一類的註釋，均非郭注原文。《釋文》出《大宗師篇》中“懸解”二字，並引向秀說
：
“懸解，無所繫也”，與今本註文“‘無系者懸解”的意思完全一致，可見今本註文中“無系者懸解也”一類文字，都是摻入郭注的向秀佚文。
在現存郭本各篇中間，《齊物論》與《秋水》兩篇論題接近，可資比較。郭本《齊物論篇》有一節註文說
：
“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
~
·…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
；
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日夭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純為郭象所作的《秋水篇注》則說
；
“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
；
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
兩注大意相同，所用術語卻不同，《齊物論注》以“有餘”、“不足”對舉，《秋水注》則以“至足”、“無餘”對舉。《齊物論注》所謂“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是由《莊子·驕拇篇》“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的命題演變而來，值得注意的是，在向秀之前，王弼《周易損卦注》也沿襲了《驕拇篇》的這一命題。如果說“有餘”、“不足”的說法合乎先秦漢魏的文化傳統，那麼《秋水注》“至足”、“無餘”的說法則可說是晉人的創造。中國哲學術語演變歷史上的最大的轉折點，正是在兩晉時期，當時佛學開始興盛，學術著作的措辭用語與漢魏著作普遍不同。這樣看來，《齊物論注》中提到“有餘”、“不足”的文字可能是向注佚文。
另外，與《齊物論》“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一節註文相應的成疏，提到“以性足為大，天下莫大於豪末
；
無餘為小，天下莫小於大山”，可見成玄英所見的郭注原是以“至足”、“無餘”對舉，今本註文中“有餘”、“不足”相對舉的文字不是郭注原文，而是摻入郭注的向註文字。
“形影”關係以及“聲響”關係問題，是魏晉玄學家所十分關注的。《列子·天瑞篇》有“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的命題，張湛注說
：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
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
應注意“聖人則之以為喻”也是“世之談者”的議論內容。
），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
張湛在這裡所提到的郭象議論，可能與《齊物論》“周兩問景”一節下的郭注有關，這段郭注聲稱“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又說
；
“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其中所謂的“形景”，即是張湛所說的“形影”，“景”、“影”兩字通用。然而這節郭注只提到形與景，未提到聲與響。在現存郭本《莊子》書中，兼論形影與聲響的文字僅見於《在餚篇》
：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句下注文說
：
“百姓之心，形聲也
；
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
猶影響之隨形聲耳。”郭本《德充符篇》有一條註文也說
：
“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
。。。
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栓桔也。”兩注的意思與《齊物論》“閣兩問景”一節下的郭注不合，亦與張湛所介紹的郭象學說相牴觸，不會是張湛所見的郭本的文字。張湛為東晉人，他所見到的肯定是郭注原本，那麼現存郭本《德充符篇》與《在有篇》的兩節註文應是摻入的向秀佚文。
《齊物論》“周兩問景”一節下的郭注十分重要，因為這節註釋還有下述的文字內容
：
“請問
：
夫造物者有耶
無耶
。
無也，則胡能造物哉
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周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這裡所說的“自造”，與《秋水篇》郭注所說的“自為”是同等層次的範疇。推敲這段註文的意思，是說萬物的生存變化原來都是“無待”的，都是絕對獨立地進行的。至人的使命不過是申明這種道理，對萬物不加干涉，使萬物反本於內，“不待乎外”。上文已據《列子·天瑞篇》張湛注，指出上述這段註文與張湛所見郭注相合，是改編以前的郭註文字。今按這段註釋的下文提到“喪主於內”，《釋文》說
：
“喪，息浪反。”可見陸德明所見郭本也有這段註文。
然而，有趣的是，在郭本《逍遙遊篇》“彼且惡乎待哉”句下，又有一節與這段註文意思相反的註釋
：
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
；
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
！
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
！
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
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
！
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哉
！
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
；
至於各安其性，夭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鉅細乎
！
這與《齊物論注》關於萬物無待的說法相反，旨在說明人類萬物的生存變化都是“有待”的，唯有至人或聖人才是無待的。至人的使命是“順有待者”，使萬物“不失其所待”。值得注意的是，陸德明《釋文》未解釋這段文字的音義，成疏也與這段文字的意思不同。敦煌本《逍遙遊品》殘卷有這段註文，然而上文已指出，敦煌本《莊子》是天寶元年
（742
年
）
以後的寫本，時為郭本改編之後（
敦煌本《逍遙遊品》殘卷有“世”字，不缺筆。然而敦煌本各篇避諱並不嚴格，其中《夭運》、《達生》、《田子方》三篇或見“世”字，或見“民”字，或缺筆，或不缺筆，篇題均有“南華真經”字樣，其中《天運品》避唐玄宗諱，可見這三篇都是天寶元年茱莊子》稱經以後的寫本。《逍遙遊品》殘卷的書寫格式及字型與《天運》等三篇相似，也應寫於天寶元年以後。
）另外，上述《齊物論篇》郭注說
：
“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顯示出“萬物自造獨化”說乃是以“萬物無待”說為依據的，而南朝梁人劉孝標在《世說新語注》中只引述了郭象關於“無不能生有”的說法，未提到向秀有同類的說法。這些情況表明，《逍遙遊注》論述“方物有待”的上述文字與郭註文義不同，當是摻入郭注的向秀文字。
向、郭關於“有待”、“無待”問題的這種思想歧異，也反應在劉孝標引文與郭象《逍遙遊篇》解題註釋之間。在《世說新語·文學篇》“《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一節下，劉孝標又據元康《肇論疏》，《莊子養生主篇》或作《養生篇》，而《庚桑楚篇》在高山寺本作《庚桑篇》，可為旁證。）注說
：
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
：
“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鵲之起榆枯，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
！
又從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 使” 字據文義及《逍遙遊》“ 彼且惡乎待哉” 註文校補。）不失則同於大通矣。
而今本《逍遙遊》篇題下的郭注則說
：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
劉注所謂的向郭“逍遙義”，即是向郭兩家關於《逍遙遊》篇題的註釋（
《逍遙遊》這一篇名有時又作《逍遙》或《逍遙篇》，無“遊”字，例如《世說新語·文學篇》中“《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一句，即可為證。
），例如《釋文敘錄》所提到的《易義》，在《隋書經籍志》中多為《易注》，即可證明“逍遙義”與“逍遙注”的意思是相同的。這節“逍遙義”的前半部份與郭象《逍遙遊篇》解題註釋相合（成疏自序提到“郭象仍於題下即註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可證《逍遙遊》篇題註釋為郭象所作。），自“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一句開始的下半部份卻不見於《逍遙遊》篇題郭注，可見“物之芸芸，同資有待”一節乃是劉孝標由向秀註文抄來的。這段文字的意思與《逍遙遊篇》“彼且惡乎待哉”句下注文相合，可支援上文關於“彼且惡乎待哉”句下注文出於向秀的結論。
將上述向秀佚文與郭象註文相比較，可對向郭思想的主要差別作一簡單的概括
：
向秀承認“物之芸芸，同資有待”，一旦“得其所待”，便可逍遙
；
一旦“失其所待”，便不逍遙。
“所待”得失的關鍵，在於“統以無待之人”（語出《逍遙遊篇》“小年不及大年”注。此注內容與同篇“彼且惡乎待哉”注相合，可能也是向秀佚文。），這種至人“順有待者”，使後者“所待不失”。
郭象則斷定萬物原本是“無待”的，至人的作用不過是使萬物不失本性，“不待乎外”。可以看出，向秀思想與正始玄學一脈相承，郭象則受裴頑影響，與繼承正始玄學的王衍學說有敵對的意味。
三
有一件事，可以支援上面兩節的結論，那就是在唐高宗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人們還了解當時流傳的《莊子》郭注已不再是純粹的郭注。
例如，權德輿《張隱居莊子指要序》說
：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子》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採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權德輿是唐代貞元、元和之間的人，他稱張氏為“今之畸人”，顯示出張氏《莊子指要》撰於貞元、元和之間，遠在郭本改編之後。權序說張氏參考過“向郭舊注”，又說張氏所治《莊子》為三十三篇，是有些矛盾的，
。
因為三十三篇是郭本篇數，與向本無關。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貞元、元和之間，向秀注本已亡。崔致遠《法藏和尚傳》說
：
“新經《音義》不見東流，唯有弟子慧苑《音義》二卷，或者向秀之注《南華》，後傳郭象之名乎
”湯一介先生據此斷定崔致遠時向注已佚（見湯一介著《郭象與魏晉玄學》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152頁。），是完全正確的。據《舊唐書經籍志序
））
，唐代書籍主要是在安史之亂時期與黃巢、李克用相繼攻克長安之際散亡的。崔致遠在乾符元年
（874
年
）
已為進士，時為黃巢攻克長安一役的七年以前，那麼崔氏未見過向秀《莊子注》這件事，表明向注不是在黃巢攻入長安時亡佚的，而是在安史之亂期間亡佚的。張氏在安史之亂以後研究《莊子》，實際上只見過郭注，未見過向注，權序稱其為“向郭舊注”，當是由於兩人瞭解當時的郭注有大量向注摻雜在內。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稱郭象為“向秀弟子”，是一種更為怪異的說法，因為魏晉南北朝典籍均未提到向郭二人有何師承關係。這一說法容易使人想起孔穎達《周易繫辭傳疏》的一句話
：
“韓氏
（
康伯
）
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這話將王弼死時還未出生的韓康伯（韓康伯生年不詳， 今考察《晉書· 殷浩傳》說韓康伯為殷浩之甥， 在殷浩被廢為庶人之後“ 隨至徙所” 。殷浩被廢於晉穆帝永和十年（ 3 5 4 年） ， 王弼死於魏嘉平元年（ 2 4 9 年） ， 相距百年有餘。而《晉書》本傳說韓康伯死時年僅49 歲， 可見他出生時， 王弼已死去半個多世紀。），說成是王弼的親傳弟子，無非是為《周易》王、韓注的合編製造理由。那麼，唐末杜光庭稱郭象為向秀弟子，無疑是以向郭二注的混合為背景的。
晃公武《郡齋讀書志》說
：
“《漢書
志》本五十二篇，晉向秀、郭象合為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元人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曾引述晃氏此語， 可見這一節引交無誤。，這也是一種奇怪的說法，因為《莊子》向秀注本為二十餘篇，郭本為三十三篇，是《釋文敘錄》所明白指出的，以博學著稱的晃公武不會不瞭解這一點，他說向、郭“合為三十三篇”，定是針對郭注中摻有向注的情況而言的。
這樣，我們更可堅信上文的結論，即現存郭本《莊子注》中摻有一定數量的向秀注佚文，這些佚文的思想內容與郭注不同，是有助於揭示向郭思想歧異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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