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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想必大家都不會感到陌生，這部小說主要講述了東漢末年群雄爭霸的故事，涉及兵法韜略、政治權謀等方方面面，至今依然深受廣大讀者喜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三國演義》畢竟只是一部演義小說，因此與真實歷史相比，或多或少都帶有一定的藝術性，作者難免會因為個人好惡和劇情需要，塑造出許多不真實的人物，併為突出某些人物而安插許多與史料不符的情節。
不過說起來，《三國演義》的價值取向其實也有著一定的歷史原因。在“靖康之恥”後，北宋滅亡，康王趙構南渡建立南宋政權，由於失去中原大地，金國方面一直否認南宋的正統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南宋以後的文人都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正統觀，此觀念也深刻影響了羅貫中，使其產生“尊劉抑曹”的想法。因此在演義之中，羅貫中過於拔高劉備，透過塑造其仁德形象，增強其正統性與合法性，以此抨擊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魯迅先生對此評價道：“欲顯劉備之長厚近似偽。”事實上，羅貫中塑造的劉備，虛假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那麼歷史上的劉備究竟是什麼樣呢？今天子淵就從軍餉糧草的籌措方面淺談一二。
東漢末年，戰亂不斷，因此在這種連年動盪的大背景之下，中原各地的農耕生產幾乎停滯，基本只有一些世家大族還握有餘糧。因此，各路諸侯無論是為獲取糧草，還是出資招兵買馬和發放軍餉，都需要數額巨大的資金。曹操的做法就是盜取前朝皇帝與諸侯王的陵墓，為此還專門設立摸金校尉的官職，讓他們前後盜掘了幾十座漢代陵墓，收穫頗豐。雖然說曹操的取財方式有違道德，但並沒有傷害到當世之人，反觀劉備，他的做法比起曹操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劉備名聲未顯之時，部隊消耗的錢糧主要來源於他人資助，比如劉備早期結交的豪傑門客張世平、蘇雙等，都對他有過很大的幫助。“黃巾軍起義”爆發後，劉備在涿縣組織義勇，張飛入夥併為起兵籌措糧草而散盡家財。劉備進入徐州時，當地頂級富商麋竺（又作糜竺）成為其幕僚，不僅將全部家產贈予劉備，還將親妹妹嫁給他，幾乎是孤注一擲的政治投資。然而，劉備的王圖霸業建立得非常艱難，“黃巾軍起義”平定後，這位自稱中山靖王后裔的皇叔僅被封為安喜縣尉，此後劉備陸續投奔公孫瓚、陶謙、曹操、袁紹、劉表等人，其麾下部隊的糧草基本也都源於這些“主公”。
這種無根之萍的生活，一直到劉備佔據荊州才有所改變。荊州本就是富庶之地，而後劉備又招攬不少北方流民，不但讓軍隊規模壯大起來，生產人員也多起來，糧草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然而在征伐益州時，錢糧支出又成為一個非常沉重的話題，除人吃馬嚼、轉運消耗外，戰功封賞也是一筆非常大的支出。為此，劉備只得以討伐叛逆為名，掠奪地方世家的錢財和糧食，其中最為狠毒的就是他為激勵將士，宣佈以成都全城財物為賞賜，任其索取，使得成都這座經濟繁華的西南中心城市，在攻克後幾乎被掠奪一空。
劉備對成都的舉動，在益州其它城池一仍舊貫，而此舉也造成十分惡劣的後果——益州統領的郡縣，大多都被洗劫一空，財物都成為劉備麾下將士的囊中物。不過這還沒有結束，劉備為保證益州安全，還必須拿下漢中之地。於是更令人不齒的事發生了，為籌集北伐糧草，劉備在益州地區發行一種名為“直百錢”的銅幣，以此間接掠奪益州百姓手中的物資。眾所周知，從我國秦漢時期開始，錢幣的價值就與其本身的金屬純度和重量密切相關，貨幣中銅的成分必須佔一定比例，如果太低，人們會按照含有銅的比例與正常貨幣對比估價，確定價值。
然而劉備所鑄的“直百錢”卻破壞了市場規則，他透過行政手段，將這種本身質量只有8克的錢幣的價值定為市場流通貨幣的100倍。此後憑著劉備集團的強力推行，數月之間，府庫漸漸充實。不過，劉備濫發貨幣的做法在籌措大量糧草物資的同時，也嚴重破壞了益州本地的經濟，大量百姓失去購買能力，這也是諸葛亮《出師表》中指出“益州疲弊”的原因之一。很顯然，羅貫中在書中塑造的惟賢惟德、仁義無雙的劉皇叔，在真實歷史上其實是一位手段狠辣、生性涼薄的梟雄。
參考資料：
《三國志·卷三十二·蜀書二·先主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