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四正讀史。這是一個時間跨度很廣，很有挑戰的問題。
第一，我們先解讀其來源。這句話是出自韓非子在《五蠹》中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說的是，學儒的這幫子文人們，聚在一起就大談特談執政者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就寫文章，點評執政得失。就顯得他們能。總是靠筆桿子擾亂法制。
韓非子
這幫子俠客們，沒啥事總是覺得自己武功天下無敵，伸伸胳膊踢踢腿，動不動就依靠某個大勢力，行不法之事。要不就是靠著武力值，在江湖上有了名望，給人擺事兒，拉攏一幫趨炎附勢的打手，為害鄉里。韓非子是從國家的長治久安方面，非常反感這些學儒的人和所謂的俠客，覺得好好的社會秩序都被這些人給搞壞了，對於一個政權來說，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應該是高於一切的。
第二，儒生和俠士哪個對社會危害大？我認為從兩個方面來看。
一是俠客、豪強、黑社會容易對付。在西漢的時候，有些人明面上是俠客，也就是漢代的豪強，某種程度上都是地方上的黑社會，舉例來說，大俠郭解，非常的有名氣，竟然連皇親國戚都以結交他為榮，他出行，很多富商大賈、高官紛紛將自己的車馬送給他，他要是乘坐了誰的馬車，那個馬車的主人覺得唄有面兒！這樣的人對於地方社會治安來說，是一個大隱患，因為他廣交天下豪強，庇護了很多不法之徒，地方官員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敢太逼迫太緊，社會不穩定因素。但是這幫子大俠豪強，對於王權來說，雖是威脅，但是隻要皇帝下定決心，派個將軍搞一次突襲，就滅了他們，儘管春風吹又生，但是無傷大雅。
二是儒生表面容易對付，實際最難對付。為什麼呢？我們先看看儒生們是一幫子什麼人。從孔子算起，儒家繼承了周代的禮儀制度和文化，也就是周公的一套東西。期望一個統一的政權，用儒家理論治理國家，成為國家主導的官方意識形態。但是在春秋戰國，大動亂時期，沒有合適的機會。到了秦始皇時期，天下一統，秦始皇依靠治國理政的慣性，任用的大多是法家人物，能夠富國強兵的。儒家知識分子靠邊站。這幫子學儒的開始感到不公平，都大一統了，咋還沒有俺們出人頭地的機會呢！開始對現有政治嘰嘰歪歪。始皇帝是什麼人，可不會慣著他們。找了個由頭“坑了”他們。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焚書坑儒”的故事。各位讀者，為啥這件事這麼有名，可以說人盡皆知，說了幾千年，證明始皇帝的暴政。是為啥呢？就是因為儒生們掌握了文化話語權，身體幹不過你，你不讓我說話，我可以靠寫呀！因為王朝記錄歷史的官員大多是學儒的，因此就流傳於後世了唄！
秦始皇
焚書坑儒
再多說點，到了漢武帝時期，由於政治的需要，17歲的漢武帝想要有所作為，不想無為而治，聽了董仲舒的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這開始儒家抬頭了。當然，聰明的皇帝，特別是開國的皇帝，表面上使用儒家這一套，實際上用的還是法家那套，歷史上叫做“儒表法裡”或者“陽儒陰法”。因為好使啊！每一個王朝大概到了三代以後，皇帝從小學的就是儒家仁義道德，三綱五常，效法三皇五帝，做盛世明君！皇帝們都被一幫子儒家給洗腦了，忽悠傻了，真的按照儒家那一套治國理政，不搞得天下大亂才怪。
陳寶國飾演的漢武帝
舉一個人盡皆知例子來說明下：就是朱元璋和太子朱標、太孫朱允炆。朱元璋是啥人，從一個乞丐、小和尚，戰場上拼殺出來的，他的人生哲學只信奉刀子。戰爭期間疏於管教兒子，當然他也不會教育兒子，給朱標找的老師都是儒家學者，滿肚子仁義道德，有道明君。當時可是王朝初期，需要鞏固他老朱家的政權，老朱大殺功臣，朱標很不樂意，常常規勸老爹這不好那不好，老爹跟他說，兒啊！你雖然出生比較早，我雖然立你做太子，但是你的威望能趕上跟我一起打天下的這些文臣武將嗎？我死了，你咋辦？你能治得了他們嗎？靠仁義道德好使嗎？在利益和權力面前，一切都是扯淡。可惜，太子朱標死的比較早。
朱元璋
太孫朱允炆的老師是方孝孺，方老師可是個當時大明朝頂尖的大知識分子，門生故吏遍天下。讀書讀多了，書生從事政治，按照書生的意識形態，而不是按照政治的意識形態，治理國家，淨出一些餿主意。大好的一副牌，被打的稀爛。要不然哪有叔叔朱棣什麼事兒！早就哪涼快去哪待著了。
唐國強飾演的朱棣
第三，總結。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在中國古代是很著名的哲學。今天我們應該辯證的來看。前些年的打黑除惡，好不好？當然好，否則，黑社會滲透到基層政權，政權不就顛覆了麼！知識分子胸懷家國天下，好不好？當然好，但是不能讀書讀傻掉了，知識分子在從事政治工作的時候就要先轉變觀念，政治是跟一般過去受到的知識和道德教育不一定一致的，政治有政治的思想、政治的道德、政治的方法、政治的行為，知識分子先改造思想，不可意氣用事。能屈能伸，方能上能下。有了位置，才會有機會施展平生抱負，為人民更好的服務，位置越高服務的人民就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