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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史學家司馬遷遊學天下，後回朝為官，受父遺命著《史記》。
他一生命運坎坷，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後仍堅持史記的撰寫，讓我們看到上至黃帝下至漢武帝上千年的風雲變幻，感受尊至君王賤至細民的歷史印記，為我們留下了豐富多彩而又燦爛無極的文字。
“李陵之禍”可說是司馬遷命運的轉折，是他遭受宮刑的原因，也是苦難的開始。
面對李陵“浚稽山之戰”的節節敗退，司馬遷究竟為何要為他辯護呢？
小編將從《報任安書》出發，與大家一同探究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的原因。
一、李陵之禍
西漢名將李陵是飛將軍李廣之孫，他善騎射，禮遇下屬將士，接人待物極富仁愛之心。
當時漢武帝也十分喜愛李陵，認為他有大將軍李廣的名將風範，於是令他率領八百騎兵，以祖勳被任命為侍中、建章宮監，後又遷騎都尉。
公元前104年，漢軍將領趙破奴攻擊匈奴右部，匈奴北退。隨後漢軍西征，王恢殺樓蘭王，北攻車師，由此拉開漢與匈奴長達30餘年西域爭奪戰的序幕。
戰爭早期，雙方圍繞天山一線展開激烈角逐。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二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兵出酒泉，沿祁連山北麓向西北天山方向進軍攻擊匈奴右賢王。
武帝召見李陵，欲讓其為大軍運送糧草。李陵不願做運輸軍隊，武帝認為他恥於做下屬，不願撥給馬匹，李陵稱可以五千步兵破之，武帝感其勇氣，令路博德迎候李陵部隊。
李陵率其步兵在浚稽山遭單于主力，著名的“浚稽山之戰”便由此展開了。
面對匈奴的猛烈攻擊，加上李陵軍中名為管敢的軍侯投降匈奴，李陵的軍隊節節敗退。
兵士箭矢所剩無幾，出逃失敗，李陵長嘆無顏面對陛下後便投降匈奴，武帝得知後大怒，責殺陳布樂。是時文武百官無不痛罵李陵，唯司馬遷為其辯護，終被武帝施以腐刑。
後來公孫敖誣李陵為匈奴練兵，武帝聽信，將李陵兄母妻子皆誅殺。
自古以來，投降都是為人所恥的，為何在李陵被所有人指責的情況下司馬遷還要為他辯護呢？
《報任安書》中，他說出幾點原因：
第一，司馬遷認為李陵有國士之風，面對國家危難奮不顧身，將才難得；
第二，李陵所率步兵僅五千，匈奴軍卻有八萬，以寡敵多的情況下能與匈奴連戰十餘日，功大於過；
第三，李陵投降是不得已，司馬遷觀李陵平時為人，認為他此舉是為報漢。下面我們結合《史記》，詳細分析。
二、國士之風
司馬遷自述少負“不羈之才”，所謂“不羈”，指不受束縛，瀟灑自如之人。《史記》中塑造最成功的人都具有這種自由意志。
如飛將李廣，一生中幾乎沒有打過勝仗，但他仍是家喻戶曉的英雄，這取決於李廣與眾不同的“志”與“氣”。他治軍，人人自便，自己還有高超的劍法。
他可以把石頭當作老虎練習箭術；在矢落如雨的情況下意氣自如；在數千匈奴面前謝鞍縱馬，奔殺胡騎；
在重傷被俘時難馳數里，射殺追兵。他的結局是“引刀自剄”。
項羽之勇，千古無二。千軍萬馬中，窮途末路時，他的英雄氣概也絲毫未減，始終保持心靈自由，直到最後自刎烏江，他仍流露出對烏騅馬的關懷，對長亭父老的友愛，帶著對生命的反思結束此生。
荊軻悲歌慷慨赴秦刺殺秦王，面對威儀肅穆的秦宮，不略秋毫的百官，他談笑自若，“圖窮而匕首見”，後“倚柱而笑”，坦然就死。
齊人王蠋面對燕軍的威逼利誘，自縊而死。趙人貫高身處於中，鞭笞數千終不復言，可謂鐵骨錚錚。
李廣、項羽或是荊軻、王蠋、貫高，他們對自我意志之堅持和麵對生死之坦然，都體現著司馬遷的價值觀。
司馬遷在《史記》中反覆強調“志”，即掌握生命的主動權。在司馬遷心中，李陵也是這樣的人，具有獨立的人格，英勇的氣概，非是貪生怕死之徒。
他率五千步兵便與匈奴大戰，即使敗退仍步步堅持，不顧部下勸阻，盡斬旌旗，拼死一戰。
這與司馬遷描寫的英雄好漢具有相同的英雄氣概。最終李陵矢盡援絕，感無顏面對陛下而投降。
後霍光曾派使者想接回李陵，李陵以可殺不可辱回絕。
與《史記》中的許多人物一樣，李陵的信念是造成他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也是司馬遷為他辯護的第一條理由。
三、李陵的無奈
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的理由與他的價值觀密切相關。無論如何，投降都是叛變國家的行為。
作為史學家的司馬遷在以國家利益作為判斷原則的情況下，也將人性倫理系統考慮在內，認為李陵投降是無可奈何，體現了李陵這一類人的軟弱性格。
司馬遷對李陵的同情，不是針對投降行為，而是就李陵本身的心情而言。他理解的時李陵因一時軟弱未能如自己所言殉國之後，面對世人的唾棄和侮辱，內心所受的煎熬。
《漢書·蘇武傳》中，李陵面對蘇武，聲淚俱下地剖心訴說，尤其是對比蘇武之堅定，更覺折磨。
從蘇武與李陵的多次開懷暢談中可以看出實際上蘇武是理解李陵的，正是蘇武這種真正的英雄才能夠理解李陵的“不夠英雄”。
《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反覆訴說自身受辱，並舉歷史上王侯將相同受恥辱而不願自裁的先例，說明人想要在風雲變幻的社會上生存，就免不了受辱、被折磨。
李陵之禍後的司馬遷，“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隨世俗浮沉上下，來表現自我的狂放和迷惑。
此時的司馬遷似乎已失落主體意識，隱現出對生活生命的苟且態度。只有如司馬遷這樣經歷過生活苦難折磨的人，才能明白生活中會面臨的恐懼，會出現的誘惑，才能瞭解人性弱點之所在。
修訂史書的司馬遷想必是在翻閱各種資料，遊學無數地方之時，學習感受到歷史上無數如李陵之人的辛酸苦楚，他們非是為己。
在時局逼迫下，不得已做出一些不被世人認同的選擇，因而受到唾罵、侮辱，對他們的遭遇命運表現出無限同情。
因此，當李陵禍起，他才會冒著激怒漢武帝的風險為其辯護，終落腐刑之悲劇結局。
四、司馬遷的價值觀
從《史記》中我們還能夠看出，司馬遷價值觀的另一面。
他認為人的價值不只是為他人、為民族、為社會實現利益，因為人自身有許多需求需要滿足，這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人的價值所在，是人的自身價值。
因此他對筆下許多人物的同情不是建立在國家社會之上，而是從這個人本身出發，建立在對人自身的高度熱情上。
《史記》中許多傳記，人都是獨立存在的，有他們自身的價值實現。
如李斯，古往今來多數人都認為他是十惡不赦的存在，是萬惡罪魁，徐枋《居易堂集》卷十《書李斯傳後》，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三《李斯列傳》，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一皆如此說。
然而，翻閱史記，我們品讀李斯列傳時，分明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痛苦以及司馬遷對他的無限同情。
尤其是傳中寫李斯的五次喟嘆，“盛衰貴賤，俱於嘆中關合照應，以為文情，令人為之低迴”。
司馬遷寫李斯時，寫他與趙高的對立，寫他在善與惡之間的猶豫動搖，在犯罪與不犯罪間的分裂，由此造成他內心的折磨、不安、痛苦與懺悔。
寫李斯的惡，太史公又將他放在無限惡劣的環境中，寫他痛苦忍耐，顯示“惡”的同時也隱現李斯的“善”。
同時，司馬遷又將李斯的痛苦和選擇融入自己的人格中，盡現史記的筆墨間，讓我們能感受到各種人性的弱點。又如萬石君父子，他們謹小慎微到如同行屍走肉，令人產生一種揶揄的同情，一種含淚的譏笑。
但萬石君父子卻渾然不覺，全然不知自己正在喪失人格的“悲慘世界”裡。但對他們自己來說，他們沒有喪失內心的忠誠，他們有自己堅守的忠貞不渝，他們認為自己在獻身一種高尚的事業。
撰寫《史記》時，司馬遷將自己融入每個人物的內心，進入他們的生活，甚至成為那些人自己。他有史學家的清醒，能從更高的層次關照人類整體，他對李陵的同情也緣之於此。
結語：
《漢書·蘇武傳》中，衛律和李陵同為降將，在作者筆下完全不同。衛律投敵死心塌地，為榮華富貴不惜不擇手段迫害蘇武，一副醜惡嘴臉，面目可憎；
李陵則斤斤計較個人恩怨，一失足成千古恨，當勸說蘇武無效時，對比蘇武的民族正氣，他內心有愧，痛苦而泣。李陵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中久經不衰的悲劇形象，其源蓋出於太史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