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自成圍困京師順天府的時候，崇禎基本上已經死路一條，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了，唯一能夠寄希望的就是官軍擊敗順軍，要麼各地勤王的人馬發揮作用，不然，崇禎本人的命運和明朝的命運是沒有幾乎改寫的。
然而，當時官軍因為疾病大規模非正規減員，從崇禎13年到16年，京師周圍區域大規模的鼠疫導致人口、賦稅、士兵都銳減，間接造成流民增大，闖軍壯大，官軍減少並且戰鬥力低下，這也是李自成圍困迅速京師的前提，指望官軍擊敗順軍是不可能的，而勤王大軍事實上也沒有發貨任何有效作用。
所以，崇禎要想力挽狂瀾，必須要在李自成圍困順天府之前做出有意義的行動，鑑於當時快成為孤城的順天府無法長久堅持，南遷應天府是最為明智的辦法，當時崇禎也有這個想法，但是在諸多文官的牽制之下最終流產。
崇禎很早就有了“南遷圖存”想法，當時大臣李明睿也有類似的主張，於是兩人多次談論，曾對他說，“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即便崇禎心動即將付諸行動，但是左都御史李邦華卻主張“皇上自然守社稷”，一句話就以君王守社稷而鎖死。
同時，給事中光時亨指責李明睿南遷行動計劃為邪說。並且認為這樣會導致人心散渙，局勢更加不可收拾，直接認為“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強勢的反對派威逼之下，大臣遂不敢議論南遷之事，最早崇禎以及這一些大臣成了甕中之鱉，陪他們的是將近300年的大明江山。
當然，即使當時南遷，黃宗羲認為：“當李賊之圍京師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這是一個比較理性的分析，當時江北大片區域因為瘟疫而破敗不堪，即使崇禎動身，也不一定能及時到達，但是，動身尚有活路可走，不動身只有死路一條。
不得不說，反對者認為南遷會導致人心散渙不可收拾，這是合理的分析，當初明英宗時候也因為堅守而延續下來，如果當時南遷肯定就完了，這一些文官也是抱著這個活例子來反對，崇禎也沒辦法證明自己南遷就能扶大廈於將傾。
在明面上，大臣反對南遷主要就是會導致人心散渙，不過他們忽略了當時時局不同，明英宗時候遭遇的外地，而且京師有足夠多的腹地，可以作為緩衝區域，而現在已經成為孤城，根本沒有退縮的空間，這樣的情況下死守就是等死，不可同日而語的情況被認死理的文官抱著不放。
表面看起來他們分析都很對，他們的理由很正確，但是實際上，當時應天府作為陪都，有著完整的六部等行政職能部門，哪裡有足夠的官員，如果南遷，北方南下的人肯定成為犧牲品，大部分被排擠出權力忠心，失去權力等於社死，歪史認為這才是當時反對南遷官員的底層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