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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降低碳排放，所採取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化石能源的排放標準，購買綠電等措施，背後都意味著一件事：雙碳不是免費的，要告訴大家，想要減碳，需要多花錢。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兼院長鄭新業在“碳中和高峰論壇暨中國上市公司碳排放榜單釋出會”上的發言整理內容，文章來源於“財經十一人”
。
”
“我們想要減碳，需要多花錢”， 在“碳中和高峰論壇暨中國上市公司碳排放榜單釋出會”上，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院長鄭新業在發言中表示。
鄭新業表示，要降低碳排放，所採取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化石能源的排放標準，購買綠電等措施，背後都意味著一件事：
雙碳不是免費的，要告訴大家，想要減碳，需要多花錢。
但另一方面，也要明明白白說明減碳的收益在哪。在鄭新業看來，碳減排存在收益不對稱的問題，即企業透過減排讓世界變得更好，但沒辦法向全世界收費，這和製造出售產品不一樣，很難確權，從而很難匹配成本和收益，也使得金融工具設計比較麻煩。
進一步的，對於國家而言，鄭新業認為，
減碳以降汙
是非常重要的戰略。其團隊此前的研究表明，中國每減少一噸二氧化碳，短期可以產生1。7美元二氧化硫減排的收益。長期可以產生30美元的二氧化硫減排收益。因此，減碳與降汙有協同效應，而且是前者在先，對於受汙染問題負面衝擊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實實在在的紅利。
關於碳排放，鄭新業提醒的另一個問題是
存量比流量更重要
。他認為，碳排放具有時空無關性，歷史的碳排放和今天的排放對氣候變化負面影響是一樣的，流量重要，存量更重要，當前的氣候變化也是存量引起的。但現在世界上主要是談流量，不談存量，應該說《京都議定書》之後的各種議定書中都關心流量不太關心存量。
在當下的資源稟賦下，碳排放權與發展權仍然密切相關。
“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角度，增量碳排放權要留給不發達國家，還有很多國家缺電，他們有發展的權益”，鄭新業表示。他認為，發達國家已經佔據了大量的碳排放空間，後進國家沒有空間了，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應該怎麼辦。
對此，鄭新業建議，亞投行、世界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該參考如蘋果公司在碳中和上的舉措，去
購買可再生能源的額度，以多邊機構專案制的形式來推進碳中和。
具體而言，對於缺電的不發達國家，洲際發展銀行應該繼續支援其投資火電，促進基礎設施發展，同時去購買更多可再生能源，實現專案的碳中和，這樣可以兼顧二氧化碳排放問題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問題。
具體到國內，類似的問題在不同省份之間也存在。鄭新業指出，
不同省份存在差異，要因地制宜推進，不能整體對待，誰的GDP高，誰承擔的減排責任就越重，因為其收益也越大。
此外，河北、河南、山西、四川等省份正處於經濟爬坡階段，面臨的發展權和排放權問題更為突出。
對於碳排放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鄭新業強調措施不能激進，
不能影響企業的競爭力，
如果企業競爭力急劇下滑，也將打擊碳事業。
在具體機制上，鄭新業建議
提高碳稅，降低增值稅稅率，倡導將增值稅稅率降到10%。
“這樣碳稅收入上升，增值稅收入下降，可以緩和企業本身受到的碳衝擊”，鄭新業表示。
隨著技術進步，可再生能源發電上網成本不斷下降，是支援能源轉型的重要基礎。不過鄭新業也提醒，
可再生能源名義裝機提高，有效裝機仍然偏低，並且比例升高之後，對系統帶來的匹配成本、平衡成本、電網成本所導致的系統成本也在上升，其上網電價的下降和下網電價之間並不匹配，需要引起注意。
對於減排的投入，存在代際成本均等化的問題，
鄭新業認為，每一代的收入水平決定了對減排的貢獻，往後有更好的稟賦、更好的技術、更強的承受能力，這三個更好決定了我們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事情，不必透支煩惱。德國之所以當前減排更為激進，是因為其儘管減排支出總量比較高，但佔總支出的比重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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