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在文學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然而在科場上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他從19歲參加科考，反反覆覆考了44年，竟連個舉人也沒考上！直到蒲松齡71歲那年，才按例補了個歲貢生。能夠寫出精彩絕倫的《聊齋志異》，卻寫不好八股文，如此高才為什麼屢試不第？他是不是塊讀書的材料呢？
蒲松齡畫像
蒲松齡出生在山東一個小康之家，他的父親蒲槃也是一個屢試不中的文人，於是棄文經商，把入仕的希望寄託在兒子們身上，尤其是四個子中最聰明的蒲松齡身上。蒲松齡從小就在鄉里以“神童”著稱，小小年紀就會作詩寫文。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19歲的蒲松齡去考秀才，拔了一個頭籌。正當蒲松齡信心百倍地要在接下來的鄉試中再顯才華的時候，命運卻與這位文高手開起了殘酷的玩笑。
順治十七年（1660年）和康熙二年（1663年），蒲松齡兩次參加鄉試，兩次名落孫山！蒲松齡很感意外。然而京城傳來的訊息更使他意外：朝廷宣佈改變考試製度，將三場改為兩場，而且不再考八股文了。誰知康熙四年（1665年）又恢復原先的考試辦法，康熙五年（166年）又去應考，這次還是榜上無名。接下來再考，依然望榜興嘆。康熙十七年（1678年），蒲松齡又考，還是未被錄取。
但是蒲松齡還是不想放棄登科的願望。於是，他從少年考到中年，從中年考到了古稀，終究無法從秀才躍上舉人的臺階。這是為什麼？蒲松齡不解，別人也納悶，於是猜測紛紛迭起。
有人認為，蒲松齡屢考屢敗，最主要原因還是他的八股文寫得不符合錄取要求，缺乏寫作八股的技巧。文學大師竟然缺乏寫作技巧，這聽起來很荒謬，可實情也許正是這樣。八股文不同於文學作品，這種明清兩代一直沿用的考試文體十分特殊，是糅合了散文的章法、駢文的排偶和近體詩格律的一種特殊文體，它需要在很短的時間裡，駕馭著安邦治國的嫻熟語言，破題承題，起進提比，束結落下，面面俱到，要寫好考卷上的題目，難度係數的確是很大的。蒲松齡也許對八股文或策論表制不大感興趣，因此用功不夠，沒有積累起足夠的應試寫作技巧，所以無法博得考官的讚賞，失敗是自然的。
《聊齋志異》人物仇大娘
還有人推測，蒲松齡性情率真，喜歡浪漫的鬼狐故事，其文風必然受到“異端”“邪說”的影響，儘管其文字技巧無可挑剔，但是過於標新立異，不合八股文的標準，不夠四平八穩，考官讀後恐怕就要大搖其頭了。蒲松齡的好友孫蕙曾給他寫信說：“兄臺絕頂聰明，稍一斂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話雖不多，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蒲松齡屢試不第的要害。
關於蒲松齡考場失意的原因，有人還提出了一個很獨特的見解。認為蒲松齡是為清朝的文字獄所累，才喪失中榜機會的。原來，順治帝繼位後，曾授意老臣范文程在京郊開了家文昌旅店，大張揭帖，聲言凡來店住宿者，只要能連續對出店主的上聯，不但吃飯不收飯費、住宿不收房錢，臨別還有十兩紋銀奉贈，用意在於網羅並發現人才，為己所用。
蒲松齡有一次到此住店，剛進店門，范文程就迎上來，張口成聯：“大雨擋行人，誰做相公之主？”
蒲松齡放下雨傘，抱拳作揖：“蒼天欲留客，君為在下的東。”
范文程微笑頷首，讓進客人高聲喊：“呼小徒，端清茶待客。”
蒲松齡不客套，帶笑回答：“煩東家，賜美酒洗塵。”於是范文程擺下酒席接風。
恰好范文程的表弟從重慶到來，范文程隨即出對：“表弟非表兄表子。”
蒲松齡接道：“丈人是丈母丈夫。”
范文程又出一聯：“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
蒲松齡脫口而出：“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當晚，范文程對蒲松齡的才能大加讚賞，又送給他十兩銀子。蒲松齡高興地打道回府，萬萬沒想到范文程卻向順治皇帝告了他的御狀，說他“恃才疏狂，不說聖朝”，理由即是那句大邦大國大明君”的下聯。“明”正是被清取代的明朝啊。順治本想把蒲松齡收捕入獄，礙於聯對之間，口說無憑，於是決定“永不錄用”。
順治死後，康熙自然“稟遵聖訓”。可惜蒲松齡先生矇在鼓裡，稀裡糊塗地被壓制了一生。這個說法近似民間傳聞，真實性很值得懷疑。
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本《聊齋志異》
經過一次次的科場失敗，回首“蕭條無成”的趕考之路，年過花甲的蒲松齡這才明白了“豈為功名始讀書”的道理。他的夫人劉氏也趁機勸他說“君毋須復爾！倘命應通顯，今已臺閣矣。山林自有樂地，何必以鼓吹為快？”蒲松齡這次聽從了夫人的規勸，當下斷絕了去考舉人的念頭。從此再不為那些功利誘人的八股文絞盡腦汁，只管一心一意坐在聊齋南窗下面去寫他的書了。
作為蒲松齡來說，腹中積有如此才學，苦熬40年居然沒有考上舉人，也許這是他終生的最大遺憾。但是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勝過了無數的舉人、進士和狀元。他筆下的種種虛幻只是其藝術形象的外在形態，是一種自覺的行為，目的是借小說之筆，淋漓盡致地揭發和抨擊現實世界的世態人情。透過虛構的精怪異類，揭露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抒寫自己的憤激情懷和審美追求。沒有人記得住那些八股文大師，卻永遠地把蒲松齡印在了心裡。
蒲松齡畫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