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讓我們回溯到距今四百多年前的17世紀，認識一位當時的政治奇才，紅衣主教黎塞留。
黎塞留擔任法國首相18年，一生充滿傳奇，也譭譽參半。比如，在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裡，他就是反派大 Boss 的形象。現代意義上的外交就是黎塞留開創的，因為黎塞留提出了一個外交上最根本的原則，那就是國家利益至上。而在黎塞留之前，歐洲國家之間頻繁的鬥爭，很多時候是不顧國家利益的。國王們把宗教視為最要緊的事兒，很少考慮所謂國家利益，為了宗教觀念，不顧國家利益的決策比比皆是。黎塞留主教首先跳出了宗教的桎梏，把國家利益視為最優先的目標，他不擇手段，縱橫捭闔，把法國打造成歐洲一流強國。
黎塞留的時代，歐洲經歷過一場大戰，就是“三十年戰爭”，歐洲各國一片混戰。這場戰爭的一個重要起因，是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和舊教的對立。黎塞留掌權的法國也參戰了，而且雖然法國是信仰天主教的，但是在黎塞留國家利益優先的思想下，法國站在新教一方作戰。戰後，各方締結的和平條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大大淡化了宗教影響，而是突出了“平等”和“主權”這兩個當時新興的概念，國家利益逐漸擺脫神權的影響。雖然和約簽訂的時候黎塞留已經過世了，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影響還在。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締結之後，宗教因素退居二線，國家利益走上前臺，國與國之間打交道的準則和方法都變了。各個國家間透過和平手段來協調立場、解決糾紛的做法，還有相應的一系列外交準則都出現了。在這個和約基礎上，確立起了一個新的歐洲國際關係體系，後世稱之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雖然這個體系不能確保歐洲的絕對和平，但是以後大家再有衝突，該怎麼談、怎麼打都有了可以遵循的範例。
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之後，歐洲的局面是這樣的：法國成了最大贏家。我們從均勢理論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三十年戰爭之前，歐洲的局面是小國林立，除法國之外的另兩個強國奧地利和西班牙，儘管他們的王室都出自哈布斯堡家族，是親戚，但也各自為政。戰後，西班牙、奧地利被削弱，其他的德意志各個小國還是四分五裂。另外的潛在強國普魯士和俄國，當時都還很落後，也構不成威脅。所以，整個歐洲大陸上法國一家獨大。這個局面，一直保持到拿破崙戰爭結束，拿破崙失敗，法國才失去了歐洲霸主的地位。也就是說，從黎塞留到拿破崙，這將近兩百年間，法國是得益於它的競爭對手、特別是德意志諸國的分裂。這些小國只要沒有實力足以挑戰法國，那法國就是老大，所以維持這種局面就對法國有利。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均勢，其他各國達成一種平衡，誰都不能強大到對我構成威脅。對於處在優勢地位的國家來說，這就是最理想的局面。
但是把均勢戰略玩到更高高度的，還是英國人。英國是島國，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更加不能接受歐洲大陸出現一個足以稱霸的強權，因為那樣就會威脅到他們的安全。所以，當法國的霸權發展到拿破崙時代，真的眼看就要成為歐洲的主人了，這時候英國聯合了奧地利和俄羅斯，聯手遏制了拿破崙的野心。在拿破崙戰爭之後，新的歐洲均勢在英國、奧地利與俄羅斯主導下形成了新的維也納體系。維也納體系讓歐洲經歷了有史以來最持久的和平，這就是我們下面要講的第二個階段：維也納體系之下的“歐洲百年和平”。
維也納體系是歐洲均勢戰略的第一次全面實踐。1812年到1822年維也納體系形成的時候，跟他所處的時代，也就是冷戰時期，有很多問題是很類似的。因此，研究維也納體系可以鑑古通今，研究如何結束戰爭、締造和平和保持和平。
維也納體系讓歐洲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擴張所造成的動亂中恢復了穩定，而這要歸功於兩個大人物，他們就是“以談判促成國際和解的英國大臣卡斯爾雷，和使這種和解正統化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順便說一下，基辛格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這兩位。基辛格強調，梅特涅和卡斯爾雷的努力，給了歐洲一種穩定的國際體系，使得和平得以維繫一個世紀之久。而這種穩定得以實現的基礎，就是均勢。說白了，誰也不能太強大，並且，大家都能接受這種定位。
維也納體系是均勢理論在國際關係領域的最大一次實踐。五個歐洲主要大國法國、俄羅斯、奧地利、英國和普魯士，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大家都願意參與的歐洲協調機制。我們前面說了，這種均勢對英國最有利，所以19世紀成為英國的世紀，外部，是這種均勢帶來的歐洲和平，內部，則是工業革命帶來的進步，可以說，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而被打壓下去的法國依舊保持了大國地位，奧地利和普魯士開始爭霸德意志，俄羅斯則逐步蠶食奄奄一息的土耳其帝國，義大利在奧地利的控制下依舊四分五裂。
雖然基辛格高度評價維也納體系，說它讓歐洲經歷了“百年和平”，不過這個說法其實是不太準確的，因為維也納體系頭四十年確實是保證了歐洲的和平，但後六十年則充滿動盪和變化，甚至連實現和平的基礎也走樣了，和平的局面越來越不穩定。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所謂前四十年、後六十年，分水嶺是1853年到1855年的克里米亞戰爭。英法幫助土耳其對抗俄國，並且打敗了俄國。這場戰爭重啟了歐洲大國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但這還只是開始，後來又出現了兩個大人物，正是他們，打破了維也納體系達成的歐洲均勢。這二位就是，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和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
維也納體系的初衷是限制法國獨霸歐洲，為此，維也納體系給德意志的定位是，首先不能像以前那樣，分裂為三百多個小邦國，那樣擋不住法國人東進；但是又不能讓德國徹底的統一，因為一個統一的德國對歐洲來說太強大了，那就跟法國稱霸沒什麼區別了。所以，德意志諸邦當中最強的兩個，奧地利和普魯士繼續充當中歐的平衡器。但是，到了拿破崙三世的時代，情況變了。拿破崙三世是拿破崙一世的侄子，1852年成為法國皇帝，隨後就打了克里米亞戰爭。獲勝之後，他更膨脹了，想重現拿破崙一世時代法國的輝煌，為此，他就得打破維也納體系對法國的束縛。與此同時，在普魯士，俾斯麥也希望德國能在普魯士主導下實現統一，維也納體系也是他的絆腳石。
對拿破崙三世，當時的英國首相巴麥尊——就是發動鴉片戰爭那位——曾經評價說，“拿破崙三世腦子裡的新想法出現之快，如同一窩兔子。”拿破崙三世的外交毫無章法，他盲目支援義大利獨立，與奧地利開戰，時而拉攏俄國，時而結交英國，把歐洲攪得一團糟。所以，等到俾斯麥和奧地利開戰，歐洲眾強國已經各懷鬼胎，根本沒有默契來召開會議、透過外交來解決了。而普魯士戰勝奧地利之後不久，拿破崙三世又輕率地跟普魯士開戰，被打得大敗，他本人下臺流亡，普魯士也正式統一了德國。雖然俾斯麥非常謹慎，見好就收，沒有進一步刺激英國和俄國，但一個統一的德國出現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打破了維也納體系達成的均勢，這個體系也就運轉不下去了。
之後的和平，靠的就不再是大家對維也納體系的認同，而是當時歐洲五大國，英、法、德、奧、俄，彼此的互相牽制。英國不希望看到歐洲出現一個強國，所以，拿破崙時代法國最強，他們就重點防範法國；同樣的道理，統一之後的德國取代了法國，成了新的“歐洲大陸最強國”，因此，英國人也就轉而把德國當成了他們新的防範物件。而法德結仇了，法國必定倒向英國。至於奧地利，雖然也被德國打了，但是俾斯麥非常有遠見，給了他們非常寬鬆的停戰條件，再加上畢竟是同文同種，所以德奧還是走得比較近。這時候就形成了英法一方、德奧一方的局面。這兩方誰能拉攏俄國站到自己這邊，誰就取得優勢了。俾斯麥透過高超的外交手段，策劃了三皇同盟，把德奧俄三個君主國拉到一起。
但是這個同盟有個先天的裂痕，那就是奧地利被趕出德意志之後，重組為奧匈帝國，此時他們只能向東南方的巴爾幹半島發展勢力，而巴爾幹地區的居民多是俄羅斯的親戚斯拉夫人，俄羅斯也把巴爾幹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所以奧俄兩國的矛盾是沒法解決的，這個同盟也就沒法長期維持。果然，後來俄國脫離三皇同盟，倒向英法，而德奧拉上剛剛統一的次級強國義大利，雙方形成了兩個不共戴天的軍事集團，彼此對峙。而且，同盟中的弱勢者，比如俄國，他們的戰略就是一旦發生衝突，務必要鬧大，只有鬧大才能把強大的盟友英法給拉進來，增加自己獲勝的機會。這個時候，所謂均勢已經變成了軍備競賽，不打則已，一打必然是毀滅性的。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在俄奧爭奪的巴爾幹半島爆發了。至此，維也納體系帶來的一百年的歐洲均勢與“和平”局面，也徹底不復存在了。
均勢無法讓國際社會中每個成員都感到滿意。均勢就是在永恆的不滿意和暫時的滿意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而國際政治，就是在這個平衡中協調。
不過，維也納體系在基辛格眼中是十分成功的，至少比之後的凡爾賽體系成功得多。下面我們就來講講凡爾賽體系，這個體系的初衷是什麼，有哪些不足，又為什麼短短二十年裡就土崩瓦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了四年多，死了兩千多萬人，參戰的四個王朝，德、奧、俄三個都被推翻了，只有英國王室倖免於難。最終，英法所在的協約國集團獲勝了。仗打得這麼慘，可以說大家事先誰都沒想到，那麼打完之後，就更有必要商量一下怎麼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體系來保障和平。1919年，參戰各方在巴黎召開會議商討休戰事宜，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巴黎和會。在巴黎和會上，先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一個旨在和解的方案，還提出建立一個國際聯盟，來解決日後的國際爭端，以此來避免戰爭。可以說，這個想法很好，但是沒有可行性，因為對英法這兩個主要戰勝國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實在太殘酷了，戰爭雙方積累了太多的仇恨，因此在戰後和平談判時，戰勝國有點激動。政治家們想效仿先輩們在維也納會議上的談笑風生，但卻未能達成一個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方案。最終，威爾遜放棄了他過於理想化的方案，和會形成了凡爾賽體系。
但是這個體系有先天不足，因為它在兩個主要問題上剛好基調相反。第一，它在經濟上允許戰勝國嚴懲戰敗國，比如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都被肢解，德國也被割了地。條約簽署兩年後，法國又向德國索取離譜的高額賠款，德國乾脆宣佈付不起。這些行為都讓戰敗國對戰勝國滿懷仇恨，不但沒有平息，甚至可能加劇了德法兩國的彼此仇視，這樣就無法形成基辛格說的那種對達成均勢來說至關重要的“共識”。第二，與此同時，在政治上，凡爾賽體系又對戰敗國缺乏約束手段，而這又是因為美國沒有加入他們首先倡議的國際聯盟，德國也沒加入，蘇聯被拒之門外。所以，國際聯盟的約束手段和權威性是非常有限的，他們宣稱“負有執行和平及糾正不公的雙重使命”，而這一使命主要仰仗全球輿論的道德力量，至於輿論無法解決的問題，就留給經濟手段。
英法美蘇德，當時全球最強的五大勢力，有三個不參與，這樣的國際體系是不能維繫的。看一眼世界地圖就知道知凡爾賽體系先天不足。美國和俄國不參與，中國受了委屈，德國懷恨在心，只剩下英國、法國和他們的小夥伴在玩這個遊戲。凡爾賽體系中處境最壞的竟是勝利國法國。德國雖然被削弱，但依舊是強國，足以抗衡法國，而德國東邊是波蘭、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這些小國，更東邊還有一個咄咄逼人的蘇聯，這讓德國有足夠的藉口重新武裝和拓展勢力。果然，國際聯盟維護不了世界和平，也沒法阻止德國走向納粹獨裁和軍事擴張之路，巴黎和會之後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凡爾賽體系僅僅存在了二十年就土崩瓦解，比基辛格推崇的維也納體系差得遠了。即便希特勒不存在，凡爾賽體系依舊是不堪一擊，德國依舊能很快的獲得強國地位，這個紙糊的國際新秩序還是會毀滅，頂多是慘烈程度可能會低一點而已。
凡爾賽體系的失敗，根本原因是美國、蘇聯和德國都沒有參與這個新的國際體系，也就不能達成均勢——當時世界的五大勢力，三個不參與，這樣的國際體系是註定不能維繫的。二戰之後，歐洲的政治版圖再次被重新劃分，德意志帝國分裂為兩個國家，世界也按照意識形態分成了對立的兩個陣營。只不過，由於核武器的出現，雙方誰都不敢再打一場全面戰爭，而是就這樣彼此對峙，這就是冷戰。
冷戰，也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冷戰開始西方的遏制政策、朝鮮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匈牙利事件、柏林危機，到越南戰爭。然而從朝鮮戰爭到越戰，上述這一系列的事件，美國都並不成功，至少是得不償失，沒法在冷戰中佔得明顯的上風。於是，就有了基辛格外交生涯中非常濃墨重彩的一筆，就是1971年的秘密訪華。這個故事我們都很耳熟能詳了，這裡我們不講細節，而是把這件事放到冷戰背景下，用外交的視角來看。那就是，中美從破冰之旅到1979年正式建交，這是雙方在冷戰環境下為達成新的國際均勢、降低蘇聯的威脅而做的努力，這可以說是影響甚至改寫了冷戰格局。
1972年初，美國總統尼克松在《時代週刊》表達了“均勢是維繫長久和平的重要手段，因此，美國將維持一個有強大的美國、歐洲、蘇聯、中國、日本的世界。如果幾個大國能相互制衡，世界將更美好、更安全。”尼克松為什麼這麼說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兩大陣營的逐漸形成，國際社會雖然勉強得到了均勢與“和平”，但是，這是一種低水平的均勢與“和平”。說均勢，美蘇形成了基於核威懾的恐怖平衡；說“和平”，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集團劍拔弩張，大的層面上冷戰，小的區域性地方偶爾也熱戰，甚至走到過全面開戰的邊緣。值得慶幸的是，美蘇在各自的集團中都有絕對的話語權，而且他們都知道，核武器時代要是大國之間打一仗，那代價是誰也承受不了的，所以在古巴導彈危機之類的緊要關頭，他們都知道必須慎重應對，也有能力及時叫停，沒有真的打一場核大戰。
最終，冷戰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而告終。
